元祐元年，纯仁又言："前岁四方奏谳，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后，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亏"宁失不经"之义。请自今四方奏大辟，并令刑、大理寺再行审覆，略所犯及元奏因依，令执政取旨裁断，或所奏不当，亦原其罪。如此则无冤滥之狱。"

又因尚书省言，远方奏谳，待报淹系，始令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断者，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乃奏。门下侍郎韩维言："天下奏，必断于大理，详议于刑，然后上之中书，决之人主。近岁有司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贴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于前。望刑清事省，难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须情法轻重条律，或指所断之法，刑详审，次第上之。"诏刑立法以闻。

崇宁五年，诏："民以罪丽法，情有重轻，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旧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奏减，是乐于罪人，而难于用恕，非所以为钦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适其中，否则以违制论。"宣和六年，臣僚言："元丰旧法，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若大辟，刑名疑虑，并许奏裁。比来诸路以大辟疑狱决于朝廷者，大理寺类以"不当"劾之。夫情理蠹，罪状明白，奏裁以幸宽贷，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难决者，一切劾之，则官吏莫不便文自营。臣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愿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从之。

绍兴初，州县盗起，不通，诏应奏裁者，权减降断遣以闻。既而奏谳者多得轻贷，官无失之虞，而吏有鬻狱之利，往往不应奏者，率奏之。

三年，乃诏大辟应奏者，提刑司因依缴奏。宣州民叶全二盗檀偕窖钱，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杀全二等五人，弃尸中，有司以"尸不经验"奏。侍御史辛炳言偕系故杀，众证分明，以近降法，不应奏。诸狱不当奏而奏者虽不论罪，今宣州观望，并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则实有疑者亦不复奏陈矣。"于是法寺、刑止罚金。

五年，给事中陈与义奏有司多妄奏人罪，帝为申严立法，终不悛。

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复上疏曰："汉关，悉除秦法，与民约法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司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谓至当矣。臣窃见诸路州、军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可悯奏裁。自去岁郊后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余人中，有实犯故杀、斗杀常赦所不原者，法既无疑，情无可悯，刑、寺并皆奏裁贷减。彼杀人者可谓幸矣，被杀者衔恨九原，何时已邪？臣恐暴之风滋长，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于刑政，为害非细。应今后大辟，情法相当、无可悯者，所司辄奏裁减贷者，乞令台臣弹劾。"帝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令刑坐条行下。

驯至乾，谳狱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诏有司缘情引条定断，更不奏裁。其后刑侍郎方滋言："有司断罪，其间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议亲议故之类，难以一切定断。今后宜于敕律条令，明言合奏裁事件，乞并依建隆三年敕文。"从之。

六年，臣僚请："今后大辟，只以为首应坐死罪者奏，为从不应坐死者，先次决遣。及、徒罪，不许作情重取旨。不然，则坐以不应奏而奏之罪。"从之。

至理宗时，往往谳不时报，囚多瘐死。监察御史程元凤奏曰："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牒既下刑，迟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详，亦复如之。寺回申，回申省，动涉岁月。省房又未遽为呈拟，亦有呈拟而疏驳者，疏驳岁月，又复如前。展转迟回，有一二年未报下者。可疑可矜，法当奏谳，矜而全之，乃反迟回。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毙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连病死不一者，岂不重可念哉？请自今诸路奏谳，即以所发月日申御史台，从台臣究省、、法寺之慢。"从之。而所司延滞，寻复如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