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事参军，县令，试衔知县，视成都城外巡检。司理，司，司法，诸县主簿、尉，应监当场务选人监税、监盐，巡辖铺，（系三班使臣。）视成都曹官。应诸县令佐系职员权摄者不给。岁有丰凶，则数有少剩，皆随时等级为之增减。初，权御史中丞吕诲、御史知杂刘述奉诏同均定成都、梓、利、夔四路职田，诲等以成都路岁收利稻麦、桑丝、麻竹等逐不同，遂计实直纽作稻谷一，每斗中价百有二十，自知成都府以下官属等第均定。及再诏详定，而三路数少，均分不足，用定到成都路数目以闻，中书再行详定，而有是诏。

元丰中，诏熙河、泾原、兰州路州军官属职田，每顷岁给钱钞十千。以其元给田及新造之区，募弓箭手及留其地以为营田，元符三年，朝散郎杜民奏："职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首变两川之法，无给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广此意，以限月之法，变而均给。士大夫贪冒者，或穷日之力以赴期会，或书请属以幸权摄，奔竞之风长，廉耻之节丧。乞复元丰均给之法，以养士廉节。"从之。

建中靖国元年，知延安府范纯粹奏："昨帅河东日，闻晋州守臣所得职田，因李君卿为州，谕意属邑增广租，比旧数倍。后襄陵县令周汲力陈共弊，郡守时彦岁减所十七八，佃始脱苛敛之苦。而晋、绛、陕三州圭腴，素号优厚，多由违法所致。或改易，或遣弟公皂监获，贪污猥贱，无所不有。乞下河东、陕西监司，悉令改正。"从之。

大观四年，臣僚言："圭田以养廉，无法制以防之，则贪者奋矣。吏挟瘠之议，以逞其私，给田有限，课无算，祖宗虑其弊，以提狱官察之，而未尝给以圭租，庶不同其利而分其心也。近岁提刑狱所受圭租，同于他司，故积年利病，壅于上闻。元丰旧制，检法官，其属也，当视其长。自元祐初并提举常平司职事提刑司，兼领编敕，遂将提举官合给之数拨与提刑司，参详修立，而检法官亦预焉。"诏依旧法。

政和八年，臣僚言："尚书省以县令之选轻，措置自不满五千至满万递增给职田一顷。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县令所得，亦复不齐。多至九百斛，如淄州苑；八百斛，如常之江；六百斛，常之宜兴。亦六百斛。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三二百。凡在河北、京东京西、荆湖之间，少则有至三二十斛者；二广、福建有自来无圭租；川峡四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以一路岁均给，令固不得而独有。今一概增给一顷，岂可得哉？"诏应县令职田顷亩未及条格者，促摽拨。

宣和无年诏："诸路职官各有职田，所以养廉也。县召客、税，租佃分收，灾伤检覆减放，所以防贪也。诸县多窬法抑都保正长，及中上分佃认纳。不问所收厚薄，使之必输，甚至不知田亩所在，虚认租课。闻之恻然。应违法抑勒及诡名委保者，以违诏论；灾伤检放不尽者，计赃以枉法论；己者以自盗论。"

靖康元年，诏诸路职田租存田亡者，并与落租额。绍兴间，惧其不均，则诏诸路提刑司依法摽拨，官多田少，即于邻近州县通，须数足。又诏将空闲之田为他司官属所占者，拨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无职田，选人并亲民小使臣，每员月支茶汤钱一十贯文。内虽有职田，每月不及十贯者，皆与补足，所以厚其养廉之利。惧其病民，则委通判、县令实，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凡职租不许辄令保正纳，或抑令折纳见钱，或无田平白监租，或以虚数勒民代纳，或额外过数多取，皆申严禁止之令。察以监司，坐以赃罪，所以防其不廉之害。罢废未几而复旧，拘借未久而给还，移充籴本，转收料，旋复免行，皆所以示优恩，厉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