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数之，得黍一千有二百，因以制量；以一黍之广而度之，得黄钟九十分之一，因以起度；以一龠之黍之重而两之，因以生衡。去古既远，先王作律之本始，其法不传，而犹有所谓一千二百黍为一龠容受之量与夫一黍之广一为一分者可考也。推其容受而度其分寸，则律可得而成也。先王之本于律以起度、量、衡者，自源而生也；后人以度、量、衡而起律者，寻而及源也。

光、镇争论往复，前后三十年不决，大概言以律起度，以度起律之不同。镇辟光以度起律之说，不知后世舍去度数，安得如古圣人默符声气之验，自然而成律也哉？至若庶之增益《汉志》八字以为脱误，及其他纷纷之议，皆穿凿以为新奇，虽镇力主之，非至当之论有补于律法者也。

如篪书曰《乐本》，曰《乐章》。

沙随程迥著《三图议》，曰："有长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有轻重，所以用权也。是也，皆准之上党羊山之秬黍焉。以之测幽隐之情，以之达微之理。推三光之运，则不失其度；通八音之变，则可召其和。以辨上下则有品，以分隆杀则有节。凡朝廷之治，生民之日用，未有顷刻不资焉者也。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权，必参相得，然后黄钟之律可求，八音五声从之而应也。皇祐中，阮逸、胡瑗累黍定尺，既大于周尺，姑合其量也，然竟于权不合，乃谓黍称二两，已得官称一两，反疑史书之误。及韩琦、丁度详定，知逸、瑗之失，亦莫能以三参相考也。"

先是，镇上封事曰："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音声也。音声生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传其法，俾后人参考之。有形者何？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数也、权称也、钟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而后为得也。"迥谓："以黍定三，则十者无不该。三者，尺为之本。周尺也者，先儒考其制，吻合者不一。至宋祁取《隋书》大业中历代尺十五等，独以周尺为之本，以考诸尺。韩琦嘉祐累黍尺二，其一亦与周尺相近。司备刻之于石。光旧也。苟以是定尺，又以是参定权量，以合诸，如挈裘而振其领，其顺者不可胜数也。"

迥博学好古，朱熹礼敬之。其后江陵府学教授庐陵彭应龙，既注《汉-律历志》，设为问答，著《钟律辨疑》三卷，至为密，发古人所未言者。

宋历在东都凡八改，曰《应天》、《乾元》、《仪天》、《崇天》、《明天》、《奉元》、《观天》、《纪元》。星翁离散，《纪元历》亡，绍兴二年，宗重购得之，六月甲午，语辅臣曰："历官推步不，今历差一日，近得《纪元历》，自明年当改正，协时月正日，盖非细事。"是岁，始议制浑仪。十一月，工言，《浑仪法要》当以午为正，今定测枢极，合差局官二员。诏差李继宗等充测验定正，俟造毕呈日，同参详指说制度官丁师仁、李公谨殿安设。三年正月壬戌，呈浑仪木样。壬申，太史局令丁师仁等言，省识东都浑仪四座：在测验浑仪刻漏所曰至仪，在翰林天文局曰皇祐仪，在太史局天文院曰熙宁仪，在合台曰元祐仪，每座约铜二万余斤，今若半之，当万余斤。且元祐制造，有两府提举。时都司覆实，用铜八千四百斤。诏工置料，临安府佣工匠，仍令工长、贰提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