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之则民疲，朝迁惟此一事已不知所，又何以待敌哉。是盖不审于初，不计其后，致此误也。使初迁时去留从其所愿，则来者是足以自赡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难之所，不必遣，当不至今日措画之难。古昔人君将举大事，则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台谏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同议为便。

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陛下即位以来，屡沛覃恩以均大庆，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满一任而并十级，承应未职而已带骠骑荣禄者，冗滥之极至于如此，复开鬻爵献之门，然则被执锐效死行阵者何所劝哉。官本虚名，特于人主之，而天下之人极意趋慕者，以朝廷重耳。若不计勋劳，朝授一官，暮升一职，人亦将轻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愿陛下重惜将来，无使公为寻常之，功赏为侥幸所乘。又今之散官动至三品，有司艰于迁授，宜于减罢八资内量增阶数，易以名，庶几历官者不至于太骤，而国家恩权不失之太轻矣。

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夫将者国之司命，天下所赖以安危者也。举万众之命付之一人，呼之间以决生死，其任顾不重欤？自北兵境，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岂皆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哉，特以庸将不知用兵之而已。古语云：“三辰不轨，取士为相。四夷侵，卒为将。”今之将帅，大抵先论官品，或门阀膏粱之，或亲故假托之，平居则意气自，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行，屯次则排门择屋，恐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而上，有万、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切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惟有万，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岂在多哉？多则难择，少则易。今之军法，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谋克之下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五人，其任战者才十有八人而已。又为目选其壮健以给使令，则是一千所统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队伍矣。古之良将常与士卒同甘苦，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曷若裁省冗而加之军士哉。伏乞明敕大臣，选通晓军政者，分诣诸路，编列队伍，要必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五千为一万，谓之散将。万人设一都统，谓之大将，总之帅府。数不足者皆并之，其副统、副提控及无军虚设都统、万者悉罢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举方略优长，武勇众、材堪将帅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万以上都统、元帅之职。千以下，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众所服者充。申明军法，居常教阅，必使将帅明于奇正虚实之数，士卒熟于坐作退之节。至于弓矢铠仗须令自负，习于劳苦。若有所犯，必刑无赦。则将帅得人，士气日振，可以待敌矣。

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贵而不贵多，百农夫不能养一战士，奈何朘民脂膏养此无用之卒。苟健懦不分，众何以劝。”因大搜军卒，遂下淮南，取三关，兵不血刃，选练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御之而已。御壮健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取细弱以增虚数。”比者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为敌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独战而遂溃，此所以取败也。今莫若选差习兵公正之官，将已籍军人随其所长而类试之。其武艺众者别作一军，量增粮，时加训练，视等第而赏之。如此，则人人激厉，争效所长，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渐矣。昔唐文皇征，常分其军为上中下，凡临敌则观其弱，使下当其上，而上当其中，中当其下。敌乘下军不过奔逐数步，而上军中军已胜其二军，用是常胜。盖古之将帅亦有以懦兵委敌者，要在预为分别，不使混淆耳。

上览书不悦，诏付尚书省诘之。宰执恶其纷更诸事，谓所言多不当。于是规惶惧待罪，诏谕曰：“朕始以规有放归山林之语，故令诘之，乃辞以不职忌讳，意谓朕恶其言而怒也。朕初无意加罪，其令御史台谕之。”寻为徐州帅府经历官。

正大元年，召为右司谏，数上章言事，寻权吏郎中。时诏群臣议修复河中府，规与杨云翼等言：“河中今为无人之境，陕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见屯军士量力补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从之。未几，坐事解职。初，吏尚书赵伯成坐铨选吏员王京与士王著填开封警巡判官见阙，为京所讼免官，规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补阙。十二月，言将相非材，且荐数人可用者。

二年正月，规及台谏同奏五事：一，乞尚书省提控枢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简留亲卫军。三，沙汰冗军，减行枢密院、帅府。四，选大臣为宣抚使，招集亡以实边防。五，选官置所，议一切省减。略施行之。

四月，以大旱诏规审理冤滞，临发上奏：“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陕西行尚书省、帅府五，皆得以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又曰：“雨不时则责审理，然则职燮理者当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为也。

十一月，上召完颜素兰及规见，面谕曰：“宋人轻犯边界，我以轻骑袭之，冀其惩创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用兵乎。卿等当识此意。”规曰：“帝王之兵贵于万全，昔光武中兴，所征必克，犹言‘每一兵，须为白’。兵不妄动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群臣喻以陕西事曰：“方北方渐羸瘠，秋大势并来，何以支持。朕已喻合达尽力决一战矣，卿等以为如何？”又言和事无益，撒合辇力破和议，赛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辍乎。”余皆无言，规独曰：“兵难遥度，百闻不如一见。臣尝任陕西官，近年又屡到陕西，兵将冗懦，恐不可用，未如圣料。”言未终，乌古论四和曰：“陈规之言非是，臣近至陕西，军士勇锐，皆思一战。”监察御史完颜习显从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规对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势不得不然。使彼难从，犹可以激厉将士，以待其变。”上不以为然。明日，又令集议省中，罢和事，群臣多以和为便，乃诏行省斟酌发遣，而事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