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者，命特添三，上京、咸平府路则试于辽，河东南北路则试于平，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及《荀》、《扬》、《老》内题，皆命于题下注其本传。”又谕有司曰：“举人程文所用故事，恐考试官或遽不能忆，误失人材，可自注，注字之误，不在涂注乙之数。”

明昌二年，敕官或职至五品者，直赴御试。四年，平章政事守贞言：“国家官人之路，惟女直、汉人士得人居多。诸司局承应，旧无，自大定后始叙使，至今鲜有可用者。近来放士第数稍多，此举更宜增取，若会试止以五百人为限，则廷试虽多取，不可得也。”上乃诏有司，会试毋限人数，文合格则取。

六年，言事者谓：“学者率恃有司全注本传以示之，故不勉读书，乞减史注本传之制。又经义中选之文多肤浅，乞择学官，及本科人充试官。”省臣谓：“若不与本传，恐硕学者有偶忘之失，可令但知题意而已。”遂命择前经义士为众所推者、才识优长者为学官，遇差考试官之际，则验所治经参用。词赋士，题注本传，不得过五十字。经义士，御试第二场，试论日添试策一。

承安四年，上谕宰臣曰：“一场放二状元，非是。后场廷试，令词赋、经义通试时务策，止选一状元，余虽有明经、法律等科，止同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为相，作新经，始以经义取人。且词赋、经义、人素所习之本业，策论则兼习者也。今舍本取兼习，恐不副陛下公选之意。”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词赋依旧，分立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示为举人之式，试后赴省藏之。时宰臣奏：“自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词赋士不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取至五百八十六人。先承圣训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取九百二十五人。兼今有四举终场恩例，若会试取人数过多，则涉泛滥。”遂定策论、词赋、经义人数，虽多不过六百人，少则听其阙。时太常丞郭人杰转对言，词赋举人，不得作别名兼试经义，及学生加试选，无至滥补。上敕宰臣曰：“近已奏定，后场词赋经义同日试之。若府会试更不令兼试，恐试经义者少，是虚设此科也。别名之弊，则当禁之。补试学生员，已有旧条，恐行之灭裂尔，宜严防闲。”张行简转对言：“拟作程文，本为考试之式，今会试考试官、御试读卷官皆居显职，擢第后离笔砚久，不复常习，今临试拟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谤议。”诏罢之。

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单镒病时文之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可令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使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诏为永制。先尝敕乐人不得举士，而免不良者则许之。尚书省奏：“旧称工乐，谓隶之及倡优之家。今少府监工匠，太常大乐署乐工，皆民也，而不得与试。前代令诸选人及祖、父曾经免为良者，虽在官不得居清贯及临民，今反许试，诚玷清论。”诏遂定制，放良人不得应诸科举，其孙则许之。上又谓：“德行才能非士科所能尽，可通行保举之制。省奏：“在《周礼》，‘大司徒以乡三教万民而宾兴之。”所谓万民，农工商贾皆是也。前代立贤无方，如版筑之士、鼓刀之叟，垂光简策者不可胜举。今草泽隐逸才行兼备者，令谋克及司县举，察司闻，以旌用之，既有已降令文矣。”上命复宣旨以申之。

宣宗贞祐二年，御史台言：“明年省试以中都、辽东、西北京等路阻，宜于中都、南京两试之。”三年，谕宰臣曰：“国初设科，素号严密，今闻会试至于杂坐喧哗，何以防弊？”命治考官及监察罪。兴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鲁言：“国家数路收人，惟士之选最为崇重，不求备数，惟务得贤。今场会试，策论士不及二人取一人，词赋、经义二人取一，前虽有圣训，当依大定之制，中选即收，无问多寡，然大定间赴试者或至三千，取不过五百。泰和中，策论士三人取一，词赋、经义四人取一，向者贞祐初，诏免府试，赴会试者几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则是十之一而已。时已有依大定之制，亦何尝二人取一哉！今考官泛滥如此，非所以为求贤也。宜于会试之前，奏请所取之数，使恩于上可也。”诏集文资官议，卒从泰和之例。又谓宰臣曰：“从来廷试士，日晡后即遣，恐文思迟者不得尽其才，令待至暮时。”特赐经义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上览其程文，其辞藻，咨叹久之。因怪学者益少，谓监试官左丞汝砺曰：“养士学粮，岁稍丰熟即以本给之，不然此科且废矣！”五年，省试经义士，考官于常格外多取十余人，上命以特恩赐第。又命河北举人今府试中选而为兵所阻者，免后举府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