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多古所开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敕令分治行州郡，有可开者诱民赴功，其租止依陆田，不复添征，仍以官赏激之。陕西除三白渠设官外，亦宜视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郎中杨大有等诣京东、西、南三路开田。

区田之法

见嵇康《养生论》，自是历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赵过一亩三甽之法者。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执尝论其法于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嘉，但恐农民不达此法。如其可行，当遍谕之。”四年夏四月，上与宰执复言其法，久之，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日方之大定间，既多，费用亦厚。若区之法行，良多利益。”上曰：“　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则何为不行也？”持国曰：“所以不行者，盖民未见其利。今已令试于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监督之。若使民见收成之利，当不率行者自效矣。”参知政事夹谷衡以为：“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少，复恐废垅亩之田功也。”上曰：“姑试行之。”六月，上问参知政事胥持国曰：“区事如何？”对曰：“六七月之，方可见矣。”“河东及代州田今岁佳否？”曰：“比常年颇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驰驿巡视京畿禾稼。五年正月，敕谕农民使区，先是，陈言人武陟翌上区法，且请验人丁地土多少，定数令。上令尚书省议既定，遂敕令农田百亩以上，如濒河易得之地，须区三十余亩，多者听。无之地则从民便。仍委各千谋克县官依法劝率。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区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一亩，丁多者五亩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百禄奏：“圣训农民有地一顷者区一亩，五亩即止。臣以为地瘠不同，乞不限亩数。”制可。

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奏：“近奉旨讲议区田，臣等谓此法本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仓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瘠不同，使皆可以区，农民见有利自当勉效之。不然，督责虽严，亦徒劳耳。”敕遂令所在长官及察司随宜劝谕，亦竟不能行。

粟鬻度牒

熙宗皇统三年三月，陕西旱饥，诏许富民粟补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兴岁歉，下令听民纳补官。又募能济饥民者，视其人数为补官格。五年，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纳补官，及卖僧、、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每折钱二十万以赐之。”明昌二年，敕山东、河北阙之地，纳粟补官有差。承安二年，卖度牒、师号、寺观额，复令人粟补官。三年，西京饥，诏卖度牒以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