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给之，则彼自支粮外，更无从得，非蓄锐待敌之计。给之则亦未能遽减其粮，若得迟以岁月，俟颇成次，渐可以省官廪耳。今夺于有力者，即以授其无力者，恐无以耕。乞令司县官劝率民，借破荒，至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以助耕而无动者，量加官赏，庶几有所激劝。”宰臣复曰：“若如所言，则司县官贪慕官赏，必将抑，以至扰民。今民家之，量地而畜之。况比年以来，农功甫毕则并力转输犹恐不及，岂有暇耕它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为便。”诏再议之。乃拟民有能开牧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给之为永业，半给军。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战，是以兵足。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至于妇居家安坐待哺，盖不知屯田为经久之计也。愿下明诏，令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耨，亦以逸待劳之策也。”诏从之。

兴定三年正月，尚书右丞领三司事侯挚言：“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见耕者九十六万余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岁得九百六十万石，自可优给岁支，且使贫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东平尝试行二三年，民不疲而军用足。”诏有司议行之。四年十月，移剌不言：“军自徙于河南，数岁尚未给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请括诸屯官田，人给三十亩，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则军可以得所，官粮可以渐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枢密院以谓俟事缓而行之。今河南罹灾，亡者众，所麦不及五万顷，殆减往年太半，岁所殆不能足。若拨授之为永业，俟有获即罢其家粮，亦省费之一端也。”上从之。又河南灾，逋太半，田野荒芜，恐赋少而国用乏，遂命唐、邓、裕、察、息、寿、颍、亳及归德府被田，已燥者布，未渗者稻，复业之免本租及一切差发，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违制论，阙及者率富者就贷。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屯军老幼四十万，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皆坐民租，甚非善计。宜括逋旧耕田，南京一路旧垦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余顷，内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顷有奇。今饥民离者太半，东、西、南路计亦如之，朝廷虽招使复业，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若分给军人三十亩，使之自耕，或召人佃，可数岁之后畜积渐饶，官粮可罢。”令省臣议之，更不能行。

租赋

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屯田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谋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谕宰臣曰：“十月民获未毕，遽令纳税可乎？”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穑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凡输送粟麦，三百里外石减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递减五升。粟折秸百称者，百里内减三称，二百里减五称，不及三百里减八称，三百里及输本槁草，各减十称。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力钱。遇差科，必版籍，先及富者，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则视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济之。凡民之力，所居之宅不预。猛安谋克、监、官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则预其数。墓田、学田，租税、力皆免。

民诉旱应免者，河南、山东、河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余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田则通以八月为限，遇闰月则展期半月，限外诉者不理。非时之灾则无限。损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损之数，六分则全征。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诸路雨雪及禾稼收获之数，月以捷步申。凡叙使品官之家，并免杂役，验力所当输者、止雇钱。纳补官未至荫孙、及凡有者、(谓司吏、译人等。)职带官叙当者、杂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应已带散官未职者，孙与其同居兄弟，下逮终场举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门则免差发，三年后免杂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