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讵无从而起乎？今故录玄所记，庶来者得以详焉。

蜀堰

江蜀西南徼外，东至于岷山，而禹导之。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凿离堆，分其江以川蜀，民用以饶。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啮，又大为民患。有司以故事，岁治堤防，凡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万余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役凡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三缗为庸钱。由是富者屈于赀，贫者屈于力，上下病，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大抵于民者，十九藏于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

元统二年，佥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吉当普巡行周视，得要害之三十有二，余悉罢之。召州判官张弘，计曰：“若甃之以石，则岁役可罢，民力可苏矣。”弘曰：“公虑及此，生民之福，国家之幸，万世之利也。”弘遂私钱，试为小堰，堰成，暴涨而堰不动。乃文书，会行省及蒙古军七翼之长、郡县守宰，下及乡里之老，各陈利害，咸以为便。复祷于冰祠，卜之吉。于是征工发徒，以仍改至元元年十有一月朔日，肇事于都江堰，即禹凿之，分之源也。盐井关限其西北，西关据其西南，江南北皆东行。北旧无江，冰凿以辟沫之害，中为都江堰，少东为大、小钓鱼，又东跨二江为石门，以节北江之，又东为利民台，台之东南为侍郎、杨柳二堰，其自离堆分于南江。

南江东至鹿角，又东至金，又东大安桥，于成都，俗称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东为虎山，为斗台。台有则，以尺画之，凡十有一。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又书“淘滩，作堰”六字其旁，为治之法，皆冰所为也。又东为离堆，又东过凌虚、步云二桥，又东至三石，酾为二渠。其一自上骑东，过郫，于成都，古谓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北，过将军桥，又北过四石，折而东，过新繁，于成都，古谓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

南江自利民台有支，东南万工堰，又东为骆驼，又东为碓，绕青城而东，鹿角之北涯，有渠曰坝，东至成都，于南江。渠东行二十余里，决其南涯四十有九，每岁疲民力以之。乃自其北涯凿二渠，与杨柳渠合，东行数十里，复与坝渠会，而渠成安。自金之西凿二渠，合金渠，东南于新津江，罢蓝淀、黄、千金、白、新兴至三利十二堰。

北江三石之东为外应、颜上、五斗诸堰，外应、颜上之皆东北，于外江。五斗之，南坝渠，皆内江之支也。外江东至崇宁，亦为万工堰。堰之支，自北而东，为三十六，过清白堰东于彭、汉之间。而清白堰溃其南涯，延袤三里余，有司因溃以为堰。堰辄坏，乃疏其北涯旧渠，直而东，罢其堰及三十六之役。

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鸿化，则授成其长吏，应期而功毕。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宁之万工堰，彰之堋、丰、千江、石、济民、罗江、脚诸堰，工未及施，则召长吏免谕，使及农隙为之。诸堰都江及利民台之役最大，侍郎、杨柳、外应、颜上、五斗次之，鹿角、万工、骆驼、碓、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故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贯以铁，而镇其源，然后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