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民以反叛罪，拟死二百余人。薛瑄竭力为饥民辩护，王文愤怒地说“：这个老还是像往日一样倔。”然而还是减了苏民的死刑。薛瑄多次告老还乡，不准。

英宗复辟，拜薛瑄为礼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内阁参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英宗令群臣讨论文、谦二人的罪行，石亨等主张对他们施以极刑。瑄见石亨、曹吉祥等败坏朝政，上疏呈请辞官归家。英宗内心本重薛瑄，但嫌他年老，也就准予退休。

薛瑄之学本于程朱，修教人，以恢复人之本为主，修养很，言行均成典范。他曾说：“自考亭朱熹以后，天理已十分明白，无须再有什么著述，只要力行就是了。”著有《读书录》二十卷，其文简明扼要，均是讲自己的心得，学者甚加尊崇。瑄于天顺八年(1464)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朝廷赠礼尚书，谥文清。弘治年间，给事中张九功奏请供奉于文庙，朝廷则诏令瑄故乡建祠祭祀。不久，给事中杨廉清颁《读书录》于国学，让六馆学习。还请朝廷恩赐祠名，朝廷诏名“正学”隆庆六年(1572)，批准廷臣的请求，将薛瑄供奉于孔庙之中。其弟中间有阎禹锡，也是一代名儒。

胡居仁，字叔心，余人。闻知吴与弼在崇仁讲学，便去与之游，而完全放弃官的念。他治学以忠信为先，以把握善心为要，随时保持戒慎之心，因而命名他的居室为“敬斋”他为人端庄持重，对妻相敬如宾。时常备一记事册，详细记录自己言行的得失，用以自我考察。他生活简朴，破旧衣服，茶淡饭，安逸自如。虽住在山谷中，而四方前来求学的人甚多。他告诫他们“：学是为了自己，而不是要显名于世。”谈到治国安，他说：“唯行王，才能使万各得其所。”所著《居业录》，是取“修辞立诚”之义。他常说“：与我的学理相似的莫如禅学。后生学者误认为自我反省就会于禅学，有的杜绝一切思念而求静。殊不知圣贤唯有自我警戒，遇事谨慎，常存思惧之心，自然就没有邪念。这样不求静又何尝不静。故卑下之人沉溺于功利，傲者不务实际，其弊端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曾《学箴》曰：“人们有了诚实敬戒之意，他天赋的善心就自然存在，长期力行，大家都有了仁之心，都见于行动，治家治国，就能完成圣人的事业。”

居仁禀淳厚诚实，居丧期间，非常虚弱，非扶杖不能起，三年不回自己卧室，与人谈话从不涉及利禄。他与罗论、张元祯友好，多次聚会于弋峰。他曾说，陈献章之学近于参禅悟，庄昶的诗只是豪放无羁而已，此风一成，为害不小。认为一般儒生的病在于著述既多又杂，认为朱熹大可不必去注释《参同契》、《附经》这样家的书。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请他去主持白鹿书院。路过饶城时，淮王请他去讲解《易传》，待他如同贵宾、师长。当时吴与弼以其学问而著名于世，受到朝廷重视，然学者中也有说三四的。居仁则闭门修养，终为平民，人们认为薛蠧之后，正直无暇者，只有居仁一人。年五十一岁而逝。万历十三年(1585)供于孔庙随同祭祀。追谥文敬。

余祐，字积，鄱人。十九岁拜胡居仁为师，居仁将女儿许给他。。。于弘治十二年(1499)中士，授南京刑员外郎，因得罪太监刘瑾而落职。刘瑾被诛后，又起任祐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购不付钱，民众向余祐控告，祐安他们，答应将此情形上报朝廷，镇守太监害怕了，稍有收敛，但却怀恨在心，遣人京告诉其党羽：“不除去余祐，镇守什么事也办不通。”但祐素来清廉，抓不到把柄。不久，调任山东副使，父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起任徐州兵备副使。宦官王敬运廷所用之京，多挟持商船，因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不和，王良揭发他携带违禁品，王敬畏罪，去求祐为他解脱，祐不允。敬诬奏樊准等殴打他，一并将余祐逮捕，被贬为南宁府同知。稍后，调任韶州知府。他投呈自劾，辞官而去。嘉靖初年调任云南布政使，因太仆寺召他回京而未成行，改为吏右侍郎，此时，祐已去世。

祐墨守其师胡居仁的学说，在狱中著《书》三卷，其中说，程朱专以“诚敬”二字教人，学者若真能去掉不诚不敬便可，否则不能达到古人的修养境界。当时王守仁著《朱晚年定论》，认为朱之学最终归于存心养。余祐则认为“：朱论心学有三个阶段的变化，存斋记述他的话，是他年少时的见闻，后见到延平，才到过去所说的不对，聆听五峰之学于南轩，其言论又有变化。最后改定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言论，然后本质与现象不偏废，动静相作用，这就是朱熹最后的定论。怎能把朱熹少年时的见识说成是晚年的定论？”这见解公开后，守仁的门徒也不敢非难。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年少时到侯官，跟从林王比学《易》，尽得其髓。成化十三年(1477)乡试第一，二十年中士，但不愿官，请求归家讲学，而后选为礼祠祭主事。王恕主持吏工作时，重蔡清，调任稽勋主事。清向王恕提两条建议，一是整顿纪纲，一是荐举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均采纳。不久，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复官任祠祭员外郎，后改任南京文选郎中。有一天忽然心动，请求归家奉养父亲，回家仅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从此居家教授学生，再不来官。正德改元，起任他为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横无忌，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员都先去朝拜宁王，次日才去文庙，清认为这样不妥，应该先文庙后宁王。宁王生辰，令各地方官员穿朝服去庆贺，清认为此不合礼制，只把平时系在衣服前的围裙解掉而前往参拜，宁王颇不兴。宁王要求恢复护卫，清背后非议。宁王诬陷他诋毁诏旨，清则请求辞职归家。宁王假意挽留，并将自己的女儿许给清之为妻，清则决辞官而去。刘瑾知天下人在非议自己，于是援用蔡京召杨时的故事，起用蔡清为南京国祭酒。朝命刚下，而清已去世，这时是正德三年(1508)，寿终五十六岁。

蔡清的学术思想，最初主张静，以后主张虚，故以虚为其斋名。清平生凡事必亲自实践，虽贫而好施舍，同族乡党都依赖于他。他以通《易》而著称。嘉靖八年(1529)，其推官存远将他所著《易经》、《四书蒙引》呈送朝廷，诏令刊刻传于世。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右侍郎。其门人有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逯、蔡烈，均为当时名儒。其中以陈琛最称著。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士，授编修。后迁调南京国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一同教导士。不久，送父母返乡，并请求在家奉养。刘瑾大怒，削去钦顺官职，降为平民。刘瑾被诛后复官，调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再调任南京吏右侍郎，回北京任吏左侍郎。世宗即位，命他代理尚书。不久调任南京吏尚书，为省亲请求回归故里。后改任礼尚书，这时正值父母去世，须在家守丧，未能赴任。服丧期满，朝廷再起任他为礼尚书，他辞谢而不就任。再改为吏尚书，并下诏促他赴任，他仍推辞。最后，准许他退休，仍由地方政府时付给禄米。钦顺所以多次不肯奉诏赴任，因为当时有张璁、桂萼这班人执掌朝政，他们树立权势，排斥正人，钦顺耻于与他们同列。

钦顺在家闲居二十余年，足不城，潜于格致知之学。王守仁创立“心学”，一时间有才学的人，不约而同皆拜他为师。钦顺致书守仁说“：圣人教化世人：既要研究学问，又要力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其教训是很清楚明白的。如果不向外界学习，而只在内心反省验，则‘正心诚意’四字无所不包，又何必于门之际而忙着去研究各类事呢？”王守仁回信说“：理无内外，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学问未尝不是内心之事，而内心反省验也曾抛弃外之。”二人就“格致知”与“正心诚意”这个传统主题行反复辩论，直至王守仁去世。

钦顺的学术研究，专心致力于穷理、存心、知这三个命题。开始从佛学手，后渐渐认识到佛学中的错误，便排斥佛学。他指：“佛学之明心见，与我儒学之尽心知外表相似，而实质不同。佛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今人的明心之说，与佛家的禅学混为一谈，殊不知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理不明就是因此而造成的，钦顺不能为之耽忧。”因著《困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