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中细潜，佣夫贩为贼所遣，无一举发，而门富豪跼蹐无宁居。其徒黠者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姜采、熊开元下狱，帝谕掌卫骆养潜杀之。养上语，且言：“二臣当死，宜付所司，书其罪，使天下明知。若使臣杀之，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会大臣多为采等言，遂得长系。此养之可称者，然他事肆亦多矣。

锦衣旧例有功赏，惟缉不轨者当之。其后冒滥无纪，所报百无一实。吏民重困，而厂卫题请辄从。隆庆初，给事中欧一敬极言其弊，言：“缉事员役，其势易逞，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以为升授。则凭可逞之势，邀必获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至。有盗经首幸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为盗赃，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访之家，谚称为刬，毒害可知矣。乞自今定制，机密重情，事宪典者，厂卫如故题请。其情罪不明，未经谳审，必待法司详拟成狱之后，方与纪功。仍敕兵、刑二勘问明白，请旨升赏。或经缉拿未成狱者，不得虚冒比拟，及他词讼不得概涉，以侵有司之事。如狱未成，而官校及镇抚司拷打伤重，或至死者，许法司参治。法司容隐扶同，则听科臣并参。如此则功必覆实，访必当事，而刑无冤滥。”时不能用也。

内官同法司录囚，始于正统六年，命何文渊、王文审行在疑狱，敕同内官兴安。周忱、郭瑾往南京，敕亦如之。时虽未定五年大审之制，而南北内官得与三法司刑狱矣。景泰六年，命太监王诚会三法司审录在京刑狱，不及南京者，因灾创举也。成化八年，命司礼太监王、少监宋文毅两京会审，而各省恤刑之差，亦以是岁而定。十七年辛卯，命太监怀恩同法司录囚。其后审录必以丙辛之岁。弘治九年不遣内官。十三年，以给事中丘俊言，复命会审。凡大审录，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成化时，会审有弟助兄斗，因殴杀人者，太监黄赐从末减。尚书陆瑜等持不可，赐曰：“同室斗者，尚被发缨冠救之，况其兄乎？”瑜等不敢难，卒为屈法。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以建言久系，群臣请宥，皆不听。刑侍郎沈应文署尚书事，合院寺之长，以书抵太监陈矩，请宽学程罪。然后会审，狱，署名同奏。矩复密启，言学程母老可念。帝意解，释之。其事甚，而监权之重如此。锦衣卫使亦得与法司午门外鞫囚，及秋后承天门外会审，而大审不与也。每岁决囚后，图诸囚罪状于卫之外垣，令人观省。内臣曾奉命审录者，死则于墓寝画，南面坐，旁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郎引囚鞠躬听命状，示后世为荣观焉。

成化二年，命内官临斩盗宋全。嘉靖中，内臣犯法，诏免逮问，唯下司礼监治。刑尚书林俊言：“府一，内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不当废祖宗法。”不听。太祖之制，内官不得识字、预政，备扫除之役而已。末年焚锦衣刑，盖示永不复用。而成祖违之，卒贻孙之患，君惜焉。

译文

有的刑法是明代新创的，不合古制，廷杖、束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就是。

这几刑法杀人极惨，而不依据法律。

继位君主都跟着实行，到明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有朝野政令，完全纵在武夫或宦官手中，确实可叹。

太祖曾经和侍臣讨论君主对待大臣的礼节。

太史令刘基说：“古代公卿犯了罪，准备一盘，将剑放在盘上，到悔过之室去自刎，不曾轻易折辱他们，故大臣的面得以保存。”侍读学士詹同于是取《大礼》和贾谊疏文献给皇帝，并且说：“古代施刑不加在大夫上，是为了激励廉耻之心。

一定这样办，君恩臣礼纔都能尽到。”皇帝认为很对。

洪武六年，工尚书王肃犯法应受笞刑，太祖说：“六卿份贵重，不宜因琐事折辱。”命令他用俸禄赎罪。

后来群臣因过失或牵连受到分，允许用俸禄赎罪，起始于此。

可是永嘉侯朱亮祖父两人都被鞭笞致死，工尚书薛祥死于杖下，所以上书者说大臣有罪应行诛杀，不宜加以侮辱。

廷杖的刑罚，亦从太祖开始。

宣德三年，皇帝因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沉湎于酒，许久不来朝见参拜而发怒，下令将他们上枷锁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