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样的人主？”适逢大臣们也多替姜垛等人说好话，于是二人得以长囚狱中。

这是骆养值得称的地方，可是在其它事情上，骆养也多有肆。

锦衣卫旧例有论功行赏，只有缉拿圆谋反叛的人有赏。

后来假冒滥赏无度，所报的功一百个没有一个是真的。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而厂卫上奏请求要什么就给什么。

隆庆初年，给事中欧一敬极力陈述这法的弊病，说：“侦缉事件的官校，其势力容易办，而又各类计算其拿获立功的次数，作为升等授勋的据。

那磨凭着可以达到的权势，邀必然获得的功勋，屈人利己，什么不能来？有的在盗自首免罪之后，故意命令盗多多牵连平民来充数；有的括人家家产说是盗的赃，裹挟市井豪作为人证；有的暗地里伪造图书，携带在上假造妖书批语，用妖言假印的律条诬陷别人；有的据姓名相似，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父亲诉说儿孝顺，反而判其儿忤逆之罪。

所以谁家被缉访，俗言叫刬，毒害之烈由此可知。

请求从今以后定下制度，机密和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宪令大典，厂卫依惯例上奏请求。

那些案情不明，尚未审议的，一定要等法司详拟判状以后，方给记功。

仍救命兵和刑查问明白，再请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赏。

缉拿了人来而未能立案的，不准假冒破案以求升赏。

至于其它诉讼案件，一概不得手，以免侵犯司法门的事务。

若案不能成立，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将人拷打成重伤，乃至死亡，允许司法机关查治。

法司若纵容隐瞒附和，则听凭科官参与查验。

像这样则功劳一定会实，缉访的材料一定会合乎事实，而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就可以杜绝了。”当时皇帝不能采用他的建议。

宦官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始于正统六年，皇帝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所的疑案，叫他们与宦官兴安一同行。

周忱、郭瑾到南京去审案，皇帝敕命也这样。

当时虽然还没有定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而南北两京的宦官得以参与三法司的审判案件。

景泰六年，皇帝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复审北京的罪案，未审南京罪案的原因，是发生了天灾而创例。

成化八年，皇帝命令司礼太监王、少监宋文毅到两京参加会审，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务，也在这年定下来。

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监怀恩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

此后审录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行。

弘治九年，不派宦官参与审案。

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言，又命令太监参加会审。

凡是会审之时，太监带着皇帝的敕令在大理寺张开黄盖，搭一个三尺的台，自己坐在中间，三法司的官员们坐在左右两边，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员捧着案牍站在那里，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地奔走效劳。

三法司检查已定的案，如果有量刑轻重不当，一律看宦官的旨意行事，不敢违抗。

成化时，会审有一案，弟弟帮助其兄斗殴，杀死了人，太监黄赐想减刑理。

尚书陆瑜等人持不同意见，黄赐说：“同室的人相斗，尚且披着发上帽去解救，何况兄弟呢？”陆瑜等人不敢驳难，终于枉法判决。

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因为向皇帝言而久久拘押在狱中，群臣请求宽赦他，皇帝统统不允许。

刑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之职，联合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长官，写书面意见送到太监陈矩手上，请求他饶恕曹学程的罪过。

然后会审，案判定后，署名同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