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军和杂犯死罪之人押解到刑，审查登录后下面再执行。

死囚犯的罪名上呈刑，详细复议认为合律的，待大理寺复，认为公正，将其收监狱等候决。

那些要立即决的重罪犯，上报批准，即奏请派官员前往行刑。

案情不明或判决失当的，大理寺驳回改正，如果重审后上报驳回三次，而仍旧改拟不当，将主持审讯的官吏上奏弹劾问罪，叫照驳。

如果疑案消除，判定罪名，囚犯翻供，则改调刭别的衙门审判。

如果两次翻供不服，则将材料全上奏，会同九卿审讯，叫圆审。

到三四次审讯后还不服，然后请求皇帝下旨裁决。

垂统四年，对直隶省内判决遣送的制度稍加变革，苦役放就地判决遣送，判死罪则上奏。

成化五年，南大理评事张钮说：“南京的法司多用严刑，迫囚徒自诬服罪，那些被纠察的案例也不过祇是改正，宣布无罪，这与法律旨意很不相合。”皇帝因此下诏大理寺参验复审刑制度。

弘治十七年，刑主事朱鎏说：“刑罪犯送到大理寺，寺官祇应当驳正错案，不应当用刑。”大理卿杨守随回答：“刑是永乐年间设置的，不可废弃。”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会同诸官审讯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

当初制度，有大案一定由皇帝亲审。

十四年，又命令法司判罪，照法律行，然后上奏，由翰林院、给事中和坊正字、司直郎会同复议，认为公允，再批覆奏议判决。

至此设置政平和讼理两面旗施，审讯罪囚宣布罪行。

皇帝诏谕刑说：“从现在起，判决罪囚只有武臣和死罪由朕亲自审问，其余罪犯都将其所犯之罪奏上，然后将犯人引到承天门外，叫行人官拿着讼理施，向罪囚传达圣旨；对无罪应予释放的，则举着政平施，宣布皇帝的恩德而释放。”接下去又命令五军都督府、六、都察院、六科、通政司和詹事府，偶尔还有驸到场听讼，把受冤枉的记下来，将实情上奏。

没有冤屈的犯死罪以下都律论罪，各杂犯准许赎罪。

永乐七年，命令大理寺官员领着法司所判的囚犯赴承天门外，行人拿着符节传达圣旨，会同府、、通政司和六科等官员审记录案情，就像洪武时的制度一样。

十七年，皇帝下令，把京城以外的死囚重罪犯，一律带到京城审记录案情。

仁宗时特别下令内阁学士会审重罪犯，案情可疑的再审一次。

宣德三年上奏重罪犯，皇帝下令多方官员复审，说：“古代断案，一定要咨询三公九卿，以便符合最公，重视小民命。

你们前去共同复謇，不要让人枉死。”英国公张辅等返回上奏，申诉冤情的囚徒有五十六人，皇帝命令法司重新调查实，并引以为戒。

天顺三年，皇帝下令每年霜降之后，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会审重罪犯，叫朝审。

后来历朝都奉行此制。

成化十七年，命令司礼太监一名，会同三法司堂上官员，在大理寺复审罪案，叫大审。

南京便命令内守备实行。

从此定下制度，每五年便举行-次大审。

起初，成祖制定审制度，英宗特令实行朝审，到现在又有大审，大审后定为可怜悯、可怀疑的便释放，曾一度比审时翻倍。

内阁参与审案一事，从宪宗时废除，到隆庆元年，拱又推行。

旧例，朝审时由吏尚书执笔，是拱当时正好兼任吏尚书的缘故。

到万历二十六年朝审时，吏尚书空缺，让尚书杨俊民主持。

三十二年又缺，让尚书趟世卿主持。

崇祯十五年，命令首辅周延儒和三法司清理拖延日久的案，说是于皇上特旨。

大审，从万历二十九年旷废不再举行，四十四年纔恢复实行。

审开始于永乐二年，祇判决遣发轻罪犯，命令罪人狱听候审理而已。

不久就扩大到判苦役和放以下的罪。

宣德二年五、六、七月，皇帝接连训谕三法司抄录在押囚徒的罪状呈上，共判决遣发二千八百余人。

七年二月，皇帝亲自审阅法司所上奏的囚犯罪状，判决遣发一千余人。

纳钱财赎罪，碱等理罪犯，审从此开始。

六月，又因为天气暑，皇帝下令除实犯死罪以外的犯人，一律及早发，并且迅速传旨训谕京城和各地官署都照此办理。

成化年问，审开始有了重罪可怜可疑、轻罪减等、枷示众赎罪释放等规定。

正德元年，掌大理寺的工尚书杨守随说：“每年熟审规定，只在北京施行而不在南京施行。

五年一次复审的规定，北京施行，而外地不施行。

现在宜推行到南京，凡复审罪囚都由三法司会审，那些在外复审的，都此例办理。”皇帝准奏。

嘉靖十年，皇帝下令，每年审和五年一次大审期问，杂犯死罪与相当于五年苦役的囚犯，都减等一年。

二十三年，刑科罗崇奎言：“五、六月问，应予释放的笞罪犯和应该碱等的苦役犯，也应当仿照成化时恩泽施于枷示众者一样，暂时予以蠲免，到六月即停止。

南京法司也照此办理。”皇帝答复许可。

隆庆五年，下令赃银祇有十两以上的罪犯，或监禁日久而嗣已绝，或死去的罪犯，熟审不再追究，释放他的家属。

万历三十九年，正值大暑减刑，而审判决可悯、可疑犯人的奏疏还没有下达。

刑侍郎沈应文因见囚徒长久滞留狱中，请求暂时豁免可悯可疑的案犯。

皇帝未予答复。

第二天，法司把犯了杖刑、苦役和充军而未理的囚犯五十三人，籍贯全发送到大兴和宛平县监禁，听候置，然后纔写疏上奏皇帝。

神宗也不责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