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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则议遣官综理及复预备仓粮也。疏下，言：“所陈俱切时弊，令所司举行。”迁延数载如故。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一区画，则知赋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于是议：“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任内租税，徵解足数，方许给由代。仍乞朝廷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帝纳之。既而谕德顾鼎臣条上钱粮积弊四事：

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馀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成祖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租，旧亩五升，小民佃富民田，亩输私租一石。后因事故官，辄如私租例尽取之。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尽取，则民必冻馁，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宁、昆山海陷官、民田千九百馀顷，逮今十有馀年，犹征其租。田没于海，租从何？请将没官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视彼官田起科，亩税六斗。海沦陷田，悉除其税，则田无荒芜之患，而细民获安生矣。”帝命议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馀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劾以变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濙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罪也。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英宗复辟之初，令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等定杭、嘉、湖则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轻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使科则适均，而亩科一石之税未尝减云。

粮长者，太祖时，令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领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

一曰察理田粮旧额。请责州县官，于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风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亩检踏丈量，开垦改正豁除之数。刊刻成书，收贮官库，给散里中，永为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抚周忱、王恕简便可行事例，立为定规。取每岁实徵、起运、存留、加耗、本、折并补、暂徵、带徵、停徵等件数目，会计已定，张榜晓谕。庶吏胥不得售其欺，而小民免赔累科扰之患。一曰徵岁办钱粮。成、弘以前，里甲徵，粮上纳，粮长收解，州县临收。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不敢搀杂谷糠粃，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公私两便。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里甲负粮人，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徵。豪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粮之数少，而科敛打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宜令议定事例，转行所司，审编粮长务遵旧规。如州县官多佥粮长，纵容下乡，及不委里甲办，辄酷刑限比粮长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