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教坊司乐工所奏中和韶乐，且多不谐者。成化中，礼官尝请三倍其额，博教而约取之。

弘治之初，孝宗亲耕耤田，教坊司以杂剧承应，间狎语。都御史文升厉斥去。给事中胡瑞尝言：“御殿受朝，典礼至大，而殿中中和韶乐乃属之教坊司，岳镇海渎，三年一祭，乃委之神乐观乐舞生，亵神明，伤大。望敕廷臣议，岳渎等祭，当以缙绅从事。中和韶乐，择民间弟肆习，设官掌之。年久则量授职事。”帝以奏乐遣祭，皆国朝旧典，不能从也。文升为尚书，因灾异陈言，其一访名儒以正雅乐，事下礼官。礼官言：“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参定乐章。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但历今百三十余年，不复校正，音律舛讹，厘正宜急。且太常官恐未足当制协律之任。乞诏下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有晓音律者，礼送京师。会礼官熟议至当，然后造正音，庶几可以复祖制，致太和。”帝可其奏。末年诏南京及各王府，选通乐艺者诣京师，复以礼官言而罢。

正德三年，武宗谕内钟鼓司康能等曰：“庆成大宴，华夷臣工所观瞻，宜举大乐。迩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廷。”礼乃请选三院乐工年壮者，严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艺者赴京供应。顾所隶益猥杂，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既而河间等府奉诏送乐，居之新宅。乐工既得幸，时时言居外者不宜独逸，乃复移各省司所送技者于教坊。于是乘传续者又数百人，俳优之势大张。臧贤以伶人，与诸佞幸角窃权矣。

嘉靖元年，御史汪珊请屏绝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声巧技。世宗嘉纳之。是时更定诸典礼，因亦有志于乐。建观德殿以祀献帝，如协律郎肄乐供祀事。后建世庙成，改殿曰崇先。乃亲制乐章，命大学士费宏等更定曲名，以别于太庙。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献曰《清和之曲》，亚献曰《康和之曲》，终献曰《冲和之曲》，彻馔曰《泰和之曲》，送神曰《宁和之曲》。宏等复议，献皇生长太平，不尚武功，其三献皆当用《文德舞》。从之。已而太常复请，乃命礼官会张璁议。璁言：“乐舞以佾数为降杀，不闻以武文为偏全。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则两阶之容，得其左而阙其右。是皇上举天礼乐，而自降杀之矣。”乃从璁议，仍用二舞。

九年二月，始祈谷于南郊。帝亲制乐章，命太常协于音谱。是年，始祀先蚕，下礼官议乐舞。礼官言：“先蚕之祀，周、汉所同。其乐舞仪节，经史不载。唐开元先蚕仪注，大乐令设县于北郊坛壝内，诸女工咸列于后，则祀先蚕用女乐可知。《唐六典》，县之舞八佾，轩县之舞六佾，则祀先蚕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陈昜《乐书享先蚕图》下，止有《架登歌图》，而不及舞。夫有乐有舞，虽祀礼之常，然周、汉制度既不可考，宋祀先蚕，代以有司，又不可据。惟开元略为近古，而陈氏《乐书》考据亦明。前享先农，既以佾数不足，降八为六，则今祀先蚕，止用乐歌，不用乐舞，亦合古制。且以见少杀先农之礼。”帝以舞非女事，罢不用。使议乐女冠服以闻。礼官言：“北郊方，其尚黑。同相，事神之。汉蚕东郊，魏蚕西郊，皆尚青，非其矣。乐女冠服宜黑。”乃用乐六奏，去舞。其乐女皆黑冠服，因定享先蚕乐章。

又以祀典方厘定南北郊，复朝日夕月之祭，命词臣取洪武时旧乐歌，一切更改。礼官因请广求博访，有如宋胡瑗、李照者，以名闻。授之太常，考定雅乐。给事中夏言乃以致仕甘肃行太仆寺丞张鹗应诏。命趣召之。既至，言曰：

大乐之正，乃先定元声。元声起自冥罔既觉之时，亥相乘之际。积丝成毫，积毫成厘，积厘成分。一时三十分，一日十二时。故声生于日，律起于辰。气在声先，声从气后。若拘于以求气，则气不能致，而反受制于，何以定黄钟、起历元？须依蔡元定，多截竹以拟黄钟之律，长短每差一分。冬至日律而候，依法而取。如众中先飞灰者，即得元气。验其时刻，如在初二刻，即初一刻移于初二刻矣；如在正二刻，即正一刻移于正二刻矣。顾命知历官一人，同臣参候，庶几元声可得，而古乐可复。

又言：

古人制为十六编钟，非徒事观，盖为旋而设。其下八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是已；其上八钟，夷则、南吕、无、应钟、黄钟、大吕、太簇是已。近世止用黄钟一均，而不遍十六钟，古人立乐之方已失。况太常止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字谱之，去古益远。且如黄钟为合似矣，其以大吕为下四，太簇为四，夹钟为下一，姑洗为一，夷则为下工，南吕为工之类，皆以两律兼一字，何以旋取律，止黄钟一均而已。

且黄钟、大吕、太族、夹钟为上四清声。盖黄钟为君，至尊无比。黄钟为，则十一律皆从而受制，臣民事莫敢凌犯焉。至于夹钟为，则下生无为徵，无上生仲吕为商，仲吕下生黄钟为羽。然黄钟正律声长，非仲吕为商三分去一之次。所以用黄钟为羽，必用声，即上黄六之清声，正为不敢用黄钟全声，而用其半耳。姑洗以下之均，大率若此。此四清声之所由立也。编钟十六，其理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