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通矣。前者李鸿章、沈葆桢创立此局，谋虑远，实为经国宏谋，固为收江海之利，与洋商争衡，转贫为富、转弱为之机，尽在此举。乃招商局十馀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如唐廷枢、硃其昂之被参于前，徐、张鸿禄之败于后，皆其明证。主计之不得其人，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又安得以局本亏折，诿之于海上用兵耶？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岁之款，即应官为稽察。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将局中现存江海若只，码几，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报可。然理招商局之权，始终属之直隶总督，臣无从过问。迨三十三年，商局与英商怡和、太古订利益均享之约，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此招商局办理之大略情形也。

招商船航行各埠，悉自沪始。驶行长江者曰江，驶行海洋者曰海。停泊岸，大小不一，惟商务殷阗之所，设货栈焉。以故上海设总栈，而苏之镇江、南京，皖之芜湖，赣之九江，鄂之汉，浙之宁波、温州，闽之福州、汕，粤之广州、香港，鲁之烟台，奉之营，直之塘沽、天津，皆设行栈，而通州以漕运所关，亦设栈焉。江、海，时统名之为大。其与大并行于内江外海，或驶行大所不能达之，则有小。光绪初，商置小之行驶，仅限于通商岸。十年，明申禁令，小不得擅内河。官商雇用，须江海关给照乃可。然祗限于苏杭之间。其输运客货、驶江北内河者，皆在所禁。

十六年，詹事志锐疏请各省试行小。总署王大臣议以为不可。护湘抚沈晋祥言：“湘民沿河居住，舟为业者，实繁有徒。自上海通商以后，仅有淮盐一项，尚可往来装运，其馀货，多由船载送，湘省民船祗能行抵江、汉而止，舵工手失业者多。今再加以小行驶内河，诚如总理衙门原奏所云，必至夺民船之利，有碍小民生计。”江督刘坤一亦言小行驶内河，弊滋多，碍民生，妨国课，病地方，请严禁之。俱如所请。

初，外行驶长江，由沪至汉而止。二十一年，关约成，许日一自汉达宜昌，更溯江上至重庆，一自上海运河以抵苏、杭，于时朝旨始许华商小于苏杭间行驶。而江督张之更推广其航行之路于镇江、江宁、清江浦及赣之鄱。二十四年，长江通商约成，而通州芦泾港、泰兴天星桥、湖北荆河悉定为洋上下搭客，而桂之西江、直之白河、沈之辽河、松江，亦先后许外行驶。迨中英凯约成，更及于粤之北江、东江。与英、日订内港行章程，凡内地，外悉攫得行驶之权，于是向之华商小不得行驶各地，始一律弛禁焉。江、浙、闽、粤船公司次第设立，转输客货，人称便捷。特以洋商创始于前，华商瞠乎其后，而跌价倾挤，时有所闻，求赢利，盖綦难矣。

三十年，商参议王清穆言：“植商业之基礎，莫如内河航政一事。凡铁路之尚未通者，可藉航路控接之，凡轨路所不能达者，可由航路转输之。江、鄂诸省，若汉湘，若九南，若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各航路，四通八达，往往为外人所经营，其公司多不过数万金，视轨路之动需千百万者，难易迥殊，华商之力尚能兴办，洵为今日切要之举。请饬各省有航路所，于华商船公司亟予保护。未设者，提倡筹办。”报可。自是小公司渐推渐广，闽、粤滨海之区，樯如织，随可通。直则有往来安东、天津、大连、营、庄、烟台、龙、义岛、威海卫、海参崴之小，苏则有往来镇江、清江浦、通州、海门、上海、苏、杭、江宁、扬州、六合之小，皖则有往来芜湖、庐州、安庆、宁国、巢县之小，赣则有往来南昌、九江、吴城、湖、丰城、樟树镇、吉安、饶州之小，湘、鄂则有往来汉、黄州、沙市、宜昌、武昌、嘉鱼、长沙、株州、常德、咸宁、岳州、湘潭、益、仙桃镇、老河之小，桂则有往来梧州、南宁、贵县、柳州之小，浙则有往来宁波、温州、穿山、定海、象山、宁海、台州、海门、沈家门、普陀山、馀姚、西坞、瑞安、平望、震泽、南浔之小，川则有往来宜昌、重庆、嘉定、叙府之小，各公司盈亏不一，而航路四达，商旅便之，实与江海大有相辅而行之利。此外则有各省官用小暨专用小，是又于商之外特设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