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价悉数归商，并将一分帑息减三釐，此光十五年也。

时银价日昂，亏折弥甚，迨临朐等九州县票商倒乏，因改官运。十七年，命盐务归巡抚理，寻又议加二文。二十三年，停引票二成，以八成作总额，并停馀引。二十七年，又议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一文。逾年，各岸竟倒悬二十馀。时新旧积欠计八百馀万，而十五年后所欠正杂课又九十馀万，十九年后积欠八十馀万，二十七八年皆未奏销。于是定郡王等会同山东巡抚徐泽醇奏准将两年奏销免其造报，积引停运，积欠停徵。自二十九年始，改为先课后盐，除有商运州县外，皆改官运，无论官商，每引加七十斤，帑息每引减一钱，十八年二文加价亦减一文，以便民。

其在浙江，自光元年裁巡盐御史，以巡抚帅承瀛兼盐政。承瀛疏言：“嘉庆十五年前，抚臣蒋攸銛清查浙江运库垫缺银数仅五十五万馀两，甫十载乃至百七十三万三百两。缘迩来引壅，旧纲未毕，新纲即开，搭行销，不能以一纲之课归一纲之用。而每年奏销有定限，但完正课，即报全完，其带输之款及外用银，并未徵足，历次河饷又须拨解，是以不得不于徵存银内挪垫。而商捐用款，每遇办公事，商复借名浮支。臣今饬运司遇支解银两，如本款无银即停给。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垫发内款，不准以内款垫给外款。”嗣后至六年，销数皆及额运，库存银百二十八万。自七年至十年复短销，仅存十一万。盖因巡抚程章请加增馀价，盐贵引壅所致。迨十一年停止，销数遂至九成。二十九年，命芝昌往查，时又短销，仅至五六成。乃请将停歇各地招商承办，并酌加盐斤。

其在广东，所办羡银颇多。盖粤盐至西省，每包申盐十馀斤，嗣又添买馀盐万包，发埠运销，九折较羡，是为秤盐羡，约二万七千馀两。庆远等五府苗疆盐无引额，皆捆运馀盐，近埠带销，为土司盐羡，约五千馀两。海船运盐，灶补船耗，官为收买，发商运销，是为红盐羡，约四千馀两。粤省鼓铸，岁资滇铜十馀万斤，滇省广南府属岁资粤盐九万馀包，每年两省委员办运，至百换，谓之铜盐互易。又广州驻防盐、育英堂盐，各数十包，皆取之馀盐，包计羡，藉此充外支经费，故无杂课。正饷有饭、平、纸硃等银，又东省盐船所过税约四千馀，西省约四万馀，其帑息则八万馀。各项历年拖欠，初省河因损款多，致奏销迟缓。光二十四年后，桥疲滞，甚于省河。然军兴糜烂，广西淮盐全弃于地，而粤课犹十得八九焉。

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洪、蓬溪产盐为旺，嘉定府之犍为、乐山、荣县，叙川府富顺次之。不数年，洪、蓬溪厂反不如犍、乐、富、荣。方乾隆四十九年，各盐井衰歇。有林俊者，官盐茶，听民穿井不加课，蜀盐始盛。惟潼川难如初。且产盐多少，又煎盐用草工费，致欠课七万，始议与犍商合行，以十二年为限，期满归清积欠，因请续合十二年，及期满自办。甫一载即欠二万馀，于是复请续合。至光八年，三次期满，而其厂产盐愈少，每年仅完正课，不完羡截。羡即羡馀。截者，于缴课截角时纳也。时汉州、茂州、州、剑州、蓬州、什邡、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仪陇、新宁、阆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铜梁、大足、定远、荣昌、隆昌三十一州县，因滷衰销滞，商倒岸悬，民在近厂买盐以，正杂课银归地丁摊徵。盖盐商奢侈，家产日衰，乃觅殷租于引商，名曰“号商”所完课羡，须引商封纳，引商往往挪用，且官复有与为弊者。至三十年，全纲颓废。会徐泽醇为总督，查积欠羡截银共二十三万七千馀两，未缴残引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张。于是酌拨代销，将号商姓名册，责其自行封。时惟犍、富边商及成都、华计商稍殷实，销岸亦暢，馀皆疲滞，而潼商尤甚。乃撤黔边所行引，犍、富两商承办。

其在云南，自改章后，私盐尤多，而诸井或常缺额，又在迤西、迤南。其东北隅川盐，东南隅粤盐，至难如期。光六年，总督赵慎畛疏请就井稽盐多寡，定地行销。御史廖敦行又言分地行盐，不若广賝井。上命新任总督阮元试行。其后诸大井淹废，犹赖井挹注，乃复振云。

长芦于咸丰八年，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防津，奏准将光二十八年减价二文起徵，名盐斤复价，得银十八万馀。时粤匪北犯，运多阻，盐集濬县之镇，自南皆以贩运。运商省岸费，有馀利，而坐地引商，借官行私，所获尤厚。故同治五年，河南巡抚因河防，又议行销河南引盐，每斤再加二文，得八万两撤防。以七年荥大工耗帑百数十万，改为荥工加价。于是较光末增款二十六万。山东因捻匪，不能南运。同治三年，积引百三十馀万，分八年带销，虽议提拨光十八年一文加价解充京饷，每年约加银七万，而正课未能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