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讲义、诗文集。

文悌，字仲恭，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以笔帖式历郎中，为河南知府，改御史。光绪二十四年，变法诏下，礼主事王照应诏上言，尚书许应？癸不为代奏。御史宋伯鲁、杨秀联名劾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谕应骙明白回奏，覆奏称珍惜名，通才，并辞连工主事康有为，请罢斥驱逐。奏上，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礼尚书、侍郎皆革职，赏照四品京堂。

文悌以言官为人指使，党庇报复，紊台谏，遂上疏言：“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阅其著作，以变法为宗。而尤堪骇诧者，讬辞孔改制，谓孔作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秋变周为孔当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及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以师法日本为良策。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去拜跪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众摇惑。设使四民解，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曾令其将忠君国合为一事，勿徒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秀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疏上，斥回原衙门行走。

太后复训政，赏文悌知府，旋授河南知府。二十六年，两西狩，文悌迎驾，擢贵西。乞病归，卒。

江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绪二十年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二十九年，转御史，首论都御史陆宝忠烟禁，不宜为台长，劾亲贵及枢臣疆臣，章凡数十上。德宗季叶，袁世凯督畿辅，赞枢廷，权势倾一时。霖独论列十二事，谓：“洪范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尔家，凶于尔国。’左氏传云：‘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今世凯所为，其心即使无他，其迹要难共谅。历考史册所载权臣，大者贻忧君国，小者祸及家。窥窃神之徒，姑置勿论，即功在社稷，如霍光、李德裕、张居正，亦以权太盛，倾覆相寻。今不独为国家计，宜加裁抑，即使世凯孙长守富贵，亦不可无善之法。”嗣是纠弹世凯及庆亲王奕劻父，连上八疏，皆不报，然朝贵颇严惮之。

宣统改元，醇亲王载沣既摄政，其弟载洵、载涛分长军谘、海军，颇用事。霖谓：“古者郑共叔，失教旋讥，汉骄厉王，不容终病，载在史册，为万世戒。二王成英，休戚相关，料不至蹈覆辙，而慎终于始，要宜杜渐防微。”又谓：“景皇帝以神付之皇上，冲龄践阼，军国重事，监国摄政王主之。治同其乐，同其忧，国之不保，家于何寄？”篇末又言：“监国岁未及周，议沸腾，至于此极。臣不禁为祖宗三百年国祚效贾生痛哭涕长太息矣！”明年，又劾江西巡抚冯汝骙谩欺状，效宋臣包拯七上弹章，末复言：“是非不明，请将前后章奏明诏宣示，敕平议。”语至戆直，被诃责。复劾奕劻老窃位，多引匪人；非特简忠良，不足以赞大猷、挽危局。词连尚书徐世昌，侍郎杨士琦、沈云沛，总督陈夔龙、张人骏，巡抚宝棻、恩寿等十数人。朝旨再责之，令回原衙门行走。霖遂称疾归。越八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