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雷莫开始会谈，最后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缔约的结果是，意大利后来供给了法国大量炸药、反坦克地雷，甚至还有飞机。此外，在战争已开始后，仍作努力，使英、法海军的封锁方式，能尽量减少意大利海运遭遇到的不便。

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对意关系问题上，当时法国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尽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一般的法国人民中间，还是在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之间先后执政的三届法国政府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存在着若程度的仇英情绪。在某意义上，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如果时间不是更久远的话——法国人本来就有仇英的情绪；虽然赖伐尔在刑事法的被告席上把这情绪斥之为“一时的情冲动”但是他在不那么公开的言论中，却称之为法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的因素。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都未能看到，即使俄、德两国本质上都是侵略者，但是就盟国来说，仍以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为上策，因为德国是更加迫近的危险敌人。由于未能看清这情况，因而仇视英国的情绪就越发烈了。英国因为地理上的缘故，受到这错误估计的影响较小，但是这一反而加了法国人一贯对英国人的虚伪所抱的怀疑。即使不能说仇英的情绪对法国在军事上确实战败有重要的关系，可是这情绪肯定在贝当元帅的政府利用战败文章上大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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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候所奉行的实际外政策，都是由于两观互相牵制的结果，一观着于可能发生的事，另一则着于希望发生的事：前一观是外常任官员们的现实主义，他们对法国利益的观念不因政府的更迭和舆论的向背而变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因此而在办法施尽后，最后仍不向政府和舆论屈服)；后一观是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和政府首脑比较短视的权宜之计，这些人的地位直接地取决于他们怎样投合国民的心理。常任官员们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德国，因此必须同俄国友好，反之，达拉第及其同僚们却知，人民无意打仗，因此他们首先急于千方百计地避免同德国冲突。在这两情况下，都需要同英国结盟，不论英国的行动和动机多么令人可疑。

博内在回忆录中写，9月4日，在战争行动开始以后几小时内，他和波兰大使谈妥了互助条约，而为了履行这个条约，在此之前就已宣战。的确，纯粹形式上的“战争行动”于9月3日已在法国开始，但是那时波兰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却已结束了。在战争的开两个星期内，迫切需要的事是向焦虑的法国民众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法国本还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却已经和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波兰结成同盟参加了战争。因此，法国驻波兰大使向世界各国报界驻华沙代表保证说，波兰在波尼亚托夫斯基、科希秋什科或毕苏茨基时代所面临的只是暴的统治，而这次却有法国和英帝国无穷无尽的资源为后盾；与此同时，在黎，法国情报正在对波兰军队的规模加以嘘，认为波军的战术虽然已经过时，然而英勇善战，产生一神上的效果，而与其实际的简陋装备形成可笑的对照，情报一面又指，德国人还不曾打赢过一场决定的战斗。在战争第三个星期的开，当苏联军队已经冲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东边界全线，与德军在历史上有名的要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时，《时报》仍然说，波兰人的抵抗还不能肯定已被击溃。

俄国人侵波兰，在法国引起人们对苏联这一行动的义作了许多推测，它使法国恢复了这样的希望，认为德国这时也许会倾其全力对付苏联，好让法国再推迟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