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中，可以推知，开化派所希望建立的不是完全的共和主义，而是君主立宪制。

在社会改革方面，其中重要的有：废除门阀，确立人民平等之权，清算中世纪的份制度等。开化派在这方面，虽然没有提“贱夫人权说”但他们确是希望建立平等社会的。特别是他们把能力选用人才列政纲，这实际上意味着废除了以两班为中心的科举制度。由于政变失效，科举制度仍被保留了下来，直到10年后的甲午改革时才被废除。

在经济改革方面，首先是土地经济问题，与10年后的甲午农民战争时农民军提的农民应有土地和“土地分作”相比，甲申政变时的开化派则是维持地主豪绅制的，只主张改革地租法。此外，在商业方面，也没有制定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和把经济制积极转变为资本主义制的纲领和政策。

开化派的政策，特别是政治、经济政策，是有相当大的局限的。虽然如此，但从层次上看，它是把国民主权主义作为方向的一个初期的政治改革运动。资产阶级并没有领导这次政变。但一般认为，它仍是有资产阶级政治运动质的一个初期的政变。诚然，这次改革运动极不彻底，但它却是变封建朝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首次尝试，在当时朝鲜社会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是起到了步作用的，这也就是甲申政变的意义所在。

19世纪80年代初的开化思想和开化派的改革运动，唤醒了朝鲜人民，从而它也就在今后朝鲜人民发扬民族自主神和开展新文化启蒙运动中起到了先驱作用。因此，19世纪80年代初开化派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朝鲜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甲申政变也招致了清日两国势力向朝鲜一步渗透的恶果。

这次政变引起若责任问题，为后来中日谈判的主题之一。竹添为洗服自己的罪责，与朝鲜外署和中驻军营务反复辩论，就日军是得到朝鲜国王手谕，日本公使来卫朕，后来吴兆有、袁世凯给他的照会，他未及拆封，清兵即闯门，发小枪，日军乃还枪自卫；又说日本使馆是朝鲜“民”抢劫后放火焚烧的。但是据袁世凯、吴兆有等访查朝鲜官民及审讯凶徒的报告、朝鲜官方文件及事后吴大激的调查报告，完全证明竹添狡赖责。所谓国王召日使来卫手谕，系亲日派迫国王用铅笔书写的，并未盖印，也没有通过朝鲜外署，而且日军还没有得“旨”就动了。中国驻军给他的照会，等待多时末见复信。显然应该由他负责。

至于谁先开枪和谁放火焚烧日本使馆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在当时混情况下，双方都不可能提真凭实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驻外公使是国家代表，竹添策划政变，日本应负责任；不但有日本刺客，而且方日本士兵参加了屠杀罪行；召竹添率领日军，是预定的谋，迫宗写的“谕旨”并没有法律效力，不能解脱日军责任。所有这些事实，当时主谋者金王均在“甲申日记”中都已经承认了，清军的行动不过是由此引发而已。

竹添在策划政变谋失败以后，从仁川向本国发推卸自己罪责的报告，诬蔑中国驻军和朝鲜人民。这个歪曲事实的报告，提供了日本扩主义者宣传侵略战争的资料，鼓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呼“膺惩清国”对外侵略的谋团甚至还组织了所谓“义勇军”正在与中国战的法国侵略者，这时向日本建议合作，法甲从越南，日军从朝鲜，南北两面夹攻中国。日本政府召开会议“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最后日本鉴于情势对它不利，拒绝于1884年12月与中国行武装冲突，而选择了另一条对自己更加方便，更加有利的一步在朝鲜扩张并把中国排挤去的路。这条路就是：一方面野蛮地迫朝鲜接受役的条约和协定，加对朝鲜政府的压力，使它完全屈服于自己；另一方面与中国行旨在麻痹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的外斗争。

日本政府决策已定，派外务大臣井上馨为全权代表，随带陆军二大队赴朝鲜谈判。

在中国方面，中法战争尚未了结，当然不愿意与日本开衅。李鸿章和总署大臣此时主张和平解决。虽然宗多次向中国求援，请速派重兵赴朝鲜，以备日本添兵挟制，袁世凯等亦屡次电请添派大兵以壮声威，而李鸿章终因不“另启兵端”而予搁置。清政府的决策，一面派人赴朝查办，并先行告诫在朝鲜的吴兆有、袁世凯等人，勿遽与日本开衅；一面通知日本勿再添兵，静候和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