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弃械束手；东起昌黎，西至唐山，这一带的直军不下六、七万之众全数为张宗昌所收编，辎重军械，所获不计其数。张宗昌的队一下扩充到六、七倍以上，二等兵当班长；班长当连长；连长当团长；团长自然升旅长，肩章来不及换新品，用锡箔纸糊成黄来代替，一时蔚为奇观。

在河的李景林，得知张宗昌了筹，既妒且羡又急，下令开，喜峰，连续急行军四百余里，也到了滦州，

其时奉军一、三联军已轻易地占领了秦皇岛，直军溃兵遍野，收编了五万多人，张学良又亲自赶到州，一见张宗昌所获比一、三联军更多，也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说一声：“长，你真行！”郭松龄所拟的作战计划，原意是让张宗昌的队打前锋去充直军的炮灰，那知他有这番扬眉吐气的表现；连郭松龄也不敢小觑他了。

当李景林、张宗昌相携往天津军时；京津好些军政元老，看着直军大溃，奉军追击，恐地方糜烂，正在积极奔走和平，但除非段祺瑞，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直奉两系之间，充任调人，而段祺瑞则另有打算还不肯走到幕前来。因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及负地方责任的直隶尹吴履观，主张外调停，在十月卅一日那天去看日本天津总领事吉田茂，明来意，吉田认为循外途径，必须由北京与东京联络，有结果总在三四天以后，仍嫌缓不济急。他又提王揖后的一个建议，由吴佩孚拥段祺瑞山，跟奉军谈和，张作霖就不能不卖这个面了。

于是商定了双齐下的办法，一面由吉田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行调停战；一面与吴佩孚联络，约期见面。

见面那天是十一月二日下午五钟，胡景翼的队，已经占领天津北面的杨村，京津之间的铁路、公路均已截断。北面奉军正在兼程急；南面则山东督军郑士琦已宣布，不准直军由津浦路境。吴佩孚已如瓮中之鳖，境况非常危急；吉田相信有个能使他脱困的办法，他一定乐于接受。

吉田是这样言：“目前局势之迫切需要解决，有间不容发之势。调停直奉之，莫便于请段祺瑞先生协助。中国之事，应由中国自己解决；我基于此一信念，今天跟王揖唐一起去看段先生，请他跟你合作，共同收拾残局。段先生与足下本有师生之谊，足下为国家前途计，应该一扫过去情上的隔阂，推段山。”

吴佩孚听日文秘书翻译完了，摸着两撇黄胡，大为摇“八德张则国宪立、国运盛。”由此开始，大谈四维八德的理，但日文秘书翻给吉田听的，却只简简单单两句话；吴将军认为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不存，谢谢足下的好意。

原来吴佩孚将曹锟当作刘先生，而以关云长自居；关云长在曹营心犹在汉，何况亦未到势穷力蹙，走投无路的地步，结段背曹，有悖大义，所以一拒绝。

“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勉。”吉田又说：“不过，如今足下既不能到北京，又不能南下，奉军又打过来了；听说张宗昌有生擒足下的野心，为足下计，可否移居日租界，一切有我安排。”

“战败逃租界，是我最不齿的。谢谢，我宁王碎于此，亦不愿托庇租界，以谋瓦全。”

一场无结果，便得吉田扫兴而去。吴佩孚谈得倦了，靠在沙发上假寐；他的下商量下来，决定将他的专车往南开到“老站”因为一“老站”走过“万国桥”便是法租界，往南是英租界，往西是日租界，缓急之际，逃命容易。

那知车一晃动，吴佩孚就醒了，询知原因，然大怒，厉声说：“谁要我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那末，”白武问：“孔明先生兵败，还有一空城计！大帅是作何打算呢？”

“我不走，我在天津等；看焕章把我怎么样？”

“冯焕章能倒戈，就能——。”

“就能怎么样？能杀我？”

“不是说杀不杀，是大帅犯不着受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