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内外，防贼抄袭。”

再则谓：“总兵刘连捷、阜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连升、黄少等军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桥、东岳庙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平。”可以看，郭扬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剿，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则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

这样反复研判下来，许庚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贼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李鸿章已有奏报，漳州克复“侍逆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别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图复逞。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必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拦截，杜其窜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确的反应，但蒋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

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粤则昔悍而今弩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州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郡官绅士民，询及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鸿宾奏明。广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免。统计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府县地方官，以裘发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