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迟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愉：“朝廷有功诸臣，不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浙，则据实告；于其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潘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而又象在夹中受挤，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失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勇退作明哲保之计；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能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地于湖州克复、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面奏请卸篆，饬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置，在曾国藩的面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才，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浙江被祸最惨；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练，不足以胜任。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为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大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回，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彻尾是个山东土著。在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福真终于落网了。

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的戡大任，需要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叛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叛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

幸好人才旺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的叛。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藏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前赴皖鄂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大为猖獗。朝廷知僧王的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分尊贵，连西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静，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界，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的重任。回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非得勇略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关剿办回。”恭王和文祥知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与他相提并论，很了一番米汤。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旅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国，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朝廷委任。”话说得很诚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劝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