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外面说他告密，他自己说是曾劝过大行，要讲变法，也得慢慢来，不宜采取激烈手段。到底是怎么回事，旁人不知。不过就算告密也没有错，新党要叫他造反，他不敢，把经过情形向长官和盘托，这都里错了？退一步而言，人人都能指他告密不对，唯独摄政王不能。这理我也不用说了。”

作为荣禄女婿的载沣，再鲁钝也不能想不到这个理，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的，定计幽禁德宗，太后训政，乃恃荣禄而办。然则袁世凯有罪，荣禄岂能无咎？

将奕劻的话再想一遍，载沣忽有领悟。有几次见隆裕太后时，曾经提到袁世凯，骂他可恶，载沣觉得不便附和，亦不能为袁世凯辩解，常是保持沉默，倒象自己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觉得很不是味。以后如果隆裕太后再提，很可以拿慈禧太后的招牌端来，这一下不就连自己岳父都洗刷在里了？

“用人大权，之于摄政王。”奕劻再一次怂恿：“无须有所犹豫。”

“咱们研究一下。”载沣认为不能用袁世凯的想法改变了：

“如果用他，给他一个什么缺？”

这句话问得很实在，奕劻想了一下答说：“官复原位。”

官复原位即是军机大臣兼外务尚书，载沣便问：“梁敦彦呢？”

梁敦彦现任外务尚书“这好办！”奕劻答说：”或者外放，或者调，总有地方安。”

“如果袁肯来，倒确是个好帮手。”

“不仅外，最好让袁世凯来主持，就是老六、老七转军队，亦得袁帮忙。说句实话，象铁宝臣，除非袁才能让他有所忌惮。老六、老七是不会放在他里的。”

这个说法更能打动载沣的心，他是衷心希望他的两个胞弟能掌握军权，可是到底缺乏经验，能有袁世凯协助，是再好不过的事。因此他的心思更活动了。

“我看这样，先派个人去跟他谈谈，庆叔你看怎么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摄政王能有一封亲笔信带了去。”

“信上怎么写？”载沣说：“似乎很难措词。”

“不难。信上除了致问，便是勉励，他受朝廷恩，虽是在野之，如果国家大政有应兴应革之，亦应言。”

“好！这样写可以。”载沣问说：“你看派谁去呢？”

“派杨杏城好了。”

“就这么说。”载沣：“庆叔明天把他带了来见我。”

于是第二天召见农工商右侍郎杨士琦，指定由奕劻带领。载沣别无多语，只说：“你去看一看袁，把我的信带信他，就说，我很希望他能够京当差。”

“是！”杨士琦等了一会，见摄政王未再开，随即起跪辞。

到了河南彰德的“养寿园”杨士琦立即将载沣的信，双手奉上，中说：“恭喜！恭喜！”

袁世凯不作声，拆开信一看，不过泛泛的勉之语，不过确是载沣的亲笔，便立即问：“怎么想起来给我这么一信？”

“当然还有话。不过信很重要，有此一信，足以证明，前嫌尽释。”杨士琦说：“何时山该考虑了！”

接着，杨士琦将奕劻在载沣面前力保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特别提到，如果愿意京，奕劻负责保他“官复原职”

“不行啊！”袁世凯说：“枢向来忌满六人，我去了，总有一人不利。”

枢忌满六人的传说，由来已久，如今是奕劻、鹿传霖、张之、世续、那桐，加上袁世凯便是六个人“可是，”杨士琦说：“南只怕日不多了。”

“那我更不能去，一去不是妨了南。”

杨士琦说：“我是奉命劝驾，不能不把话说到。其实，山的时机虽已近了，到底还不到山的时候。总要等三件大事定了再看。”

“是的！要看看再说。杏城，”袁世凯问：“你说是三桩大事？”

“一是南的吉凶；二是端陶斋的作为；三是铁宝臣的。”

袁世凯将他这三句话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不错，端方到任能够将他跟杨士骧的亏欠，设法销了帐，加上张之一死，铁良一走，自然是到了可以山的时候。然而他说得不够！

袁世凯的想法是，不则已，一就须抓大权，在军机固然仍旧可由“大老”带，但自己须有让各院都买帐的实权，在目前来说，起码象载泽抓着财权，就是件不能容忍的事。

不过袁世凯天喜作假，既在林下，不便显得中，然而杨士琦这样的关系，却又不能不说一两句真心话，所以略想一想，以随便闲谈的语气说：“光绪中叶，荣文忠受人排挤，后来又得罪了醇王，以致于贬到西安，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甲午以后，恭王复起，正好荣文忠祝嘏在京，恭王故意对贺的宾客说，‘我这一趟来，对用人一无成见，只有步军统领得要由我保，我非借重荣仲华不可！’荣文忠听见这话对人说，‘我当初是由尚书降级调用，如果仍照向例，调补侍郎再兼步军统领，我可不。’结果是先补尚书，提督九门。我想，我去年狼狈京，也应该先把面找回来，再谈得到其他。”

“大老不是说了吗，官复原职。”

“这就算找回面了吗？”

“要怎么才算？”杨士琦平静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