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暗中庇护，酿成大，平原、唐、荏平、长清一带，无端而起刀兵。朱红灯最后兵败被擒，毓贤还想设法替他开脱，不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接印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朱红灯，明正典刑，枭首示众。接着，大捕义和拳，用“请君瓮”的手法，拿他们作试练“刀枪不”的活靶，得义和拳偃旗息鼓，悄然北遁。

李来中异常机警，未成气候以前，只居幕后，所以朱红灯虽遭显戳，而他却能全而退。当然，他是不会死心的，同时也看得很清楚，从督抚到州县，象袁世凯那样的人少，象毓贤那样的人多，而朝廷心惮洋人，民间痛恨教民，所以用“扶清灭洋”这个题目，着实还有文章可。

到了直隶，李来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气浮嚣，最容易鼓动，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桩教案在，新仇勾起旧恨，更易下手。所以李来中在天津杨柳青住了下来，默默观变。

京津密迩，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内幕，以及端王急于想当太上皇的传闻，李来中时有所闻。但是载漪究有几分力量，固然不易测度，而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时宽时严，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这样到了二月里，李来中终于看路来了。

指路的明灯是二月十三的一上谕：“山西巡抚邓华熙调任贵州巡抚，遗缺以毓贤补授。”毓贤最为洋人所不满，在赋闲三月以后，调补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对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贤，亦正不妨视作朝廷姑息义和拳的迹象之一。李来中又打听到，毓贤放山西巡抚，于端王的保荐与军机大臣刚毅的赞成。这就更明白了，端王、刚毅跟毓贤臭味相投，都可以成为义和拳的“护法”

祸果然发生了！裕禄接得娄有变的禀帖，派一名统领杨福同，带队到涞“相机办理”其时祝芾已经心力瘁地在娄以好言诱获拳民六个人，由王占魁带回定兴，讲明白，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会从轻发落。同时留下四十名队，驻守娄，作为警戒。

第二天，杨福同的队伍开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乡，行到一个叫百村的地方，突然来了几百义和团，包围官军。杨福同飞调娄的队支援，内外夹击，打死了几十个义和团，方得解围。

见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单独回城。杨福同会同援军到娄，还未村，又遭遇数十义和团猛扑。队放了一排枪，拳众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灵，为杨福同挥兵攻，生擒九人，斩杀二十多，很显了一威风。

谁知保定府属的义和团，就在这十天工夫中，蜂拥而起，已成燎原之势。来自涞以北涿州的大义和团，在山设伏，杨福同寡不敌众，被困在山沟中，边仅有两名弁，当然遇害。受五十余伤，面目两肢全毁，死得很惨。

裕禄得报，大惊失，找来藩臬两司会商。廷杰主剿，廷雍主抚，相持不下。裕禄是主抚的，但又怕言官说话，朝廷责备。就在这彷徨不决之际，来了一上谕：“直隶藩司廷杰内调，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这一下还说什么？裕禄唯有跟着廷雍的路走！他下定决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义和团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而况民气昂扬，都相信义和团能够“扶清灭洋”相信久旱，瘟疫行，而“只要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自己又何可与相悖？

因此，总督衙门有两个官儿，立即受到重用。一个是专负与各军营联络之责的武巡捕徐其登，一个是候补谭文焕。徐其登本来就是白莲教余孽，亦就等于义和团埋伏在裕禄边的内应，而谭文焕之极力为义和团说好话，到宣扬义和团如何神勇，却另有缘故。

原来候补品类不齐，才不一，真所谓“神仙、老虎、狗”是摇尾乞怜的狗，威风凛凛的老虎，或者逍遥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会不会官。不会的，辕门听鼓，日日伺候贵人的颜，所得的只是白。会的，那怕资格是捐班，敌不过“正途”补不上实缺，但可钻营“差使”而有些差使如制造局总办之类，油之足并不下于海关、盐运使等等缺。而且实缺员只能占一个缺，差使却可兼几个，所以有些红候补，声势煊赫，起居豪奢，着实令人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