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颇锋芒，因而与同官又不和睦。当然，最令卫的正人君所痛心疾首的是，与李鸿章互为表里，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桧、贾似。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还罢了，谁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结果仍招来法军的“暗算”尾一仗，师船全毁。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误了辰光，趁法军援师未东来之前，毅然决战，则先下手为，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张荫桓成了众矢之的。此外久办洋务的周家楣、李凤苞、建忠、盛宣怀，亦无不令人切齿，意想不到的是，阎敬铭亦大受其谤，因为他亦是主和的擘，虽然老病侵寻，请假已久，却仍有人不放过他。

弹劾张荫桓的人很多，有一个是内阁学士徐致靖，他中士是抄了张之中解元的一篇八文，但却骂张荫桓是“洋厮”之后。另外一个是山东曲阜的孔宪穀，官拜浙江御史，指参张荫桓私自写信给上海邵友濂，表示法国如索少许赔款，不妨允许为漏朝旨。慈禧太后听得有人提到对法赔款，就会冒火，因而令饬总理衙门“明白回奏”

复奏说致上海的电信，是公同商办，并非私函。这一下使得本来就对总理大臣大半不满的慈禧太后，越发生气，除去当时请病假及差的阎敬铭等人以外，其余连奕劻在内，共有九个人，一起议。

就在这时候，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折严劾阎敬铭，说他“执拗刚愎，怙过任”慈禧太后及醇王对阎敬铭都很敬重，所以吴峋反受申饬。但总理衙门其余的大臣，就没有阎敬铭那么好的运气了，慈禧太后一下换了六个。事由张荫桓而起，受连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门生周德，在总理大臣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是主战的，结果也跟主和派一样，退总理衙门，未免人意外。

人意外的事还多。第一件是福州军务的署，左宗棠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穆图善和杨昌濬为帮办军务，何如璋内召，这都还在意中，奇的是以张佩纶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邓承修充当总理大臣。这位号称“铁汉”的言官，一向以搏击为能，从不曾听说他懂洋务，而居然会值总理衙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于是有好事的人去打听，才知他这个总理大臣是由一个奏折上来的。这个折中大谈方略，共陈三策，他认为法国所恃者，不过越南，如果师分三路攻越，法国自救不暇，就决没有力量再侵扰福建、台湾。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虽然师老饷糜，但我军如此，法军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亏。至于顾虑路阻隔，粮饷不继而不敢言战，则非但不是下策，简直可说是“无策”

这话，在慈禧太后觉得非常动听，特意问到醇王。醇王已经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说好，不敢驳回，亦不知如何驳回。因而承旨派邓承修值总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为指授方略的据。

不过整个局势仍是混沌的，法国军舰虽已退闽江，但动向不明。据说法国政府与孤的意见不一，孤极力主张北，先占芝罘，再占威海卫和旅顺，直接向北洋挑战，而法国政府不愿扩大战事，尤其不愿意使李鸿章为难。这就是朝廷对李鸿章不但没有丝毫责备，而且继张之和曾国荃真除以后，实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理。

主和的阎敬铭不曾被参倒，主和的李鸿章恩眷益隆，而主战的周德却退了总理衙门，这些令人迷惑的举措，显得慈禧太后似乎并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醇王似乎对开战也没有可以致胜的把握。

于是国公使杨约翰，第四次面调中法纠纷，中国方面的涉对象是李鸿章。

距尾之战，已将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谈到了尾之战。

于是一百多京官在会馆集议，连上两个公呈，第一个痛击何璟和张兆栋，第二个专为张佩纶而发，由籍隶福建长乐的翰林院编修潘炳年领衔，请都察院代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