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依着他，教他没话可说，大帅岂不省心？”

这是暗示何璟，保前禄位，唯有安抚张佩纶，张佩纶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会有所搏击。彼此都有退让的余地，所以相安无事是得到。关键所在，就是一个“忍”字。

想到这里，不觉。赵师爷言有效，越发话无不尽“再退一步说，倘或局势迫，丰束手，大帅…。”他突然顿住，然后问：“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说！怎么不能说。”

“话不中听，怕大帅动气。”

“笑话！”何璟很快地接“你我二十多年的游，莫非你还不知我的情。”

“既然如此，我就说：倘或戎机不利，丰束手，想来大帅亦决没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时候，总归逃不了一败，何妨让丰挡在前面，大帅肩上的负荷可以轻得多！”

这一来，何璟不止于，而且举杯。赵师爷算无遗策，退两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张佩纶拱手听命，说如何便如何，绝少异议。唯一自作主张的一项措施是：调集了张得胜的一个炮队，守护总督衙门。

法国的态度相当。涉分好几方面行，第一是黎，由法国总理茹费理向新任中国公使李凤苞提照会；第二是北京，由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跟总理衙门折冲；第三是上海，总税务司赫德，接受李鸿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的法国新公使德诺调停；第四是天津，任何负有涉之责的法国人，从茹费理到军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

因此，谈和的情形得很。但法国的态度却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谢满禄在闰五月二十那天，向总理衙门提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遵照简明条约办理，特旨通饬北圻的军队撤退，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内答复照办，否则当自取赔款。”所谓“自取赔款”是法国打算占领中国的一个城市，作为质押。照急的孤主张，打算攻击旅顺、威海卫等地，但法国总理决定占领基隆或福州，这是卖一个面给李鸿章，因为旅顺、威海卫等，是北洋师的“岸”

理总理衙门的奕劻，与李鸿章内外相维，始终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计想将法国新任公使德诺请到北京或天津，坐下来商谈，无奈法国政府持不照约行事，德诺决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后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让步，由总理衙门照会谢满禄，保证北圻撤兵，在一个月内完成。但拒绝赔款，仍旧希望德诺早日北上，依照简约规定“会议详约”

法国的反应，是派军舰一艘，直驶尾。虽然一到就搁浅，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警报，张佩纶急电到京，总理衙门慌了手脚，因为七日之期一满“自取赔款”这句话，已可证明，不是虚言恫吓。

想来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总算不辱使命，调解来一个结果，中国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德诺在上海会商。

但是情势是外弛内张的局面，虽然法国外向李凤苞表示，谢满禄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计，赔款的数目亦可商量，但尾陆续有法国军舰开到，基隆亦有法国军舰，与刘铭传同日而至。只是这些敌迫近的消息，都冲淡在一上谕中了。

这上谕是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议办详细条约。并派陈宝琛会谈，苏松太邵友濂会同办理。同时指示涉应守的分际：“所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最要者越南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答以由我置。分界应于关外界分空地，以为缓冲。云南运销货，应在保胜开关，商税不得逾值百五之法。以上各节，切实辩论，均由电信请旨定夺。”

曾国荃想不到垂暮之年，还要跟洋人打一次，而电旨所示，与法国的要求，南辕北辙，本是凑不到一块的事。而且凡事“请旨定夺”又那里是所谓“全权”？因此，对于此一新命，曾国荃苦恼。

陈宝琛则更是忧心忡忡。书生典兵，会办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场，一死就可报答皇恩，不负平生。但是跟洋人涉，弱之势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决不能成和议，能成和议，所签的条约，一定是丧权辱国，罪浮于建忠。建忠为人骂作汉，那自己这一来又成了什么东西？半世盛名，平生清节，都要断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思量到此，决意不受这个“会办”之名。拟好电报稿，拿去跟曾国荃商量，却很受了一顿奚落，指他独善其。这倒是诛心之论，陈宝琛无话可答，当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旧将电奏发了去。

军机寄发的“电旨”很快地到了，陈宝琛受了一顿申斥，措词相当严厉，电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严谴。陈宝琛无法，只好跟着曾国荃到上海。

其实曾国荃也辞过一次，不过他幕府中有老于吏事的手，顾虑到会碰钉，不敢正面请辞，假作尚未奉到电旨，先陈所见：“疆臣战将，不敢与闻和议”军机接到电报，自然诧异，电信瞬息即达，又是密旨，电报局何敢怠忽？细细参究，方才悟曾国荃的妙用。当然不宜拆穿他的样，将计就计回了一个复电，认为他是未奉电旨以前方有此电奏，如今已经将派曾国荃在上海议和一事，通知法国，倘不赶赴会，就是失信。如果说疆臣战将，不应议和，那么李鸿章难不是疆臣？最后又特别抚，说如“所议无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办事棘手之局，责该督以必行。”

话虽如此，曾国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议有成，涉中最棘手的是赔偿兵费，如果在这一层上不能让步，议亦无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这时候，李鸿章函电驰，先作了代，声明三：第一、北圻撤兵之事，迟延有因，依照万国公法，不算背约；第二、福禄诺临行以前，提撤兵的限期，当时已加驳斥，既无公文照会，何足为据；第三、谅山的冲突，法国指华军先埋伏动手，不足听信，实际上是法军先开第一枪。

此外又有一个很要的电报，正就是曾国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鸿章表示，法国如果提赔偿兵费的要求，数十万两银，可以允许。又说：“各国公论，万不足恃”这因为新派在总理衙门行走，颇为掌权的张荫桓，正在托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建议华府，调停中法争端，主张将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天津简约，付各国公断。李鸿章怕曾国荃对此寄予望，因而观望，所以特为提醒一句。

就在曾国荃检行装，准备专程赴会之际，北京方面仍在继续涉。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给了总理衙门一个照会，声明上海会议必须先允许赔偿，方能开议细约，法国在华的海陆军，暂以西历八月一号为期，兵不动。这是变相的另一通最后通牒，只是将限期放宽了五天而已。同时法国非正式表示的态度，亦很。据报纸记载，一旦中法涉破裂，兵戎相见，法国军舰不但会攻击福州及基隆，同时亦会攻击招商局的船。这个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鸿章及他左右的少数人，却是耳惊心，寝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