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张。因为党宣全师后遁，不但所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材的旧，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人，却投淮军，又辗转归王德榜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拚”了。

商定步骤，分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弁镇南关，直投党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不变，他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年，认为能从北宁逃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迎，料想无他。就这样，为防万一，还是带了两把手枪防。

等到一镇南关，守关稽察的一名把总，上前迎接，宁裕明一下便嚷着：“快快备洗脸！先洗脸，后吃饭，请你赶快预备。”

一路仆仆风尘，天气又，饥渴加而汗如浆，那名把总很会办差，很快地备好了大桶凉茶、大批蒲扇，新手巾。党宣的几十名亲兵，解下武，洗脸的洗脸，喝茶的喝茶，乘凉的乘凉，戒备全弛。

党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宣知着了儿，脸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勒”让他不得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怎么？不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样，武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什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将党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象，到底真有这手谕，还是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自己死定了，然变，大声说：“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清议的一个障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六百里加”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的本意，用心甚。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一个足以欣的迹象。折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