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必戚戚。”

潘祖荫以刑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分，却不肯这样说话，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他家华丽的后档车不能再坐，坐着刑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一到刑，送“火房”便算收监，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杂用。一半是堂官的情，一半是他家的银，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腊月十六的天气，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板，凡是隙，都用桑纸糊没，然后升起一个大火盆，在土炕上铺好狼褥，请主人休息，那气派倒象是钦差借客栈作行馆似的。

等安顿停当，提牢厅主事，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讯问”其实是奉文煜之命，特来安。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代，请崇厚自己写一份“亲供”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取。

费了半夜工夫，将亲供写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这是给沈桂芬的，自陈无状以外，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写完给听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了一百两银，将信悄悄递了去。

就是崇厚不写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过他的境也很难。保举非人，成了众矢之的，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较著地指，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

“崇地山昏愦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难辞其咎。不过，王爷，”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万不能决裂，论将、论兵、论饷，一无可恃。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与前不同，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自从连日单独召见惇、醇两王，态度大变，声声“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只是摇不语。

“五爷是说过算完，七爷倒是有儿静极思动，不过也不难对付。”宝鋆说“难对付的是‘翰林四谏’，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那儿有那么多话好谈呐？”

“兰荪的服制快满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这句话意义长，恭王和宝鋆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后的安排。

“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说“如今也说不得了。”

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张之的大卖气力，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如果不这么安排，清群起而攻，非搞得焦烂额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在他与李鸿藻之间，还留着一条线，就是翁同和。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先通个款曲，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和，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和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象张之之于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往虽疏，默契甚，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中，更为沈桂芬了大力。

翁同和也是以“正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于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说法，谁都看得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和的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枢廷，在他是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么，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涉，请旨特派张之到场，以备咨商。这样法，既是笼络张之，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论，尽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