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望重，宝鋆等人不便说话，只有恭王起而相驳，但他病后虚弱，无力多言，只说得一句：“不依曾国藩所请，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了声音说：“臣有愚见。曾国藩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曾国藩，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慈禧太后“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的反，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董太师”的外号，臣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国藩的折，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这时候天津不知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这句冲而的话，成了危言耸听，两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着说：“有僧王在，他的队，还可以把洋人挡一挡。现在，也还得要调一支兵京保护才好。”

“是！”恭王答“臣等商议，预备再调驻张秋的铭军九千人京。等商议好了，请旨办理。”

“李鸿章呢？”慈安太后又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件案，他怎么个说法？”

“李鸿章此刻在潼关。他给臣写信，也说‘断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磨’。”

惇王听得这一说，算一算督抚中预备开仗的，只有一个丁宝桢，但“东军”全靠一个总兵王心安，那两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带的土匪，本就不能调京。看样已非得依从曾国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讨价还价”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所请办地方官、缉凶这两件事，既不得不从，那么，中国人迷拐孩，也不能不严办。”此又是董恂的主意，认为严拿拐，刺激洋人，应该从宽，所以惇王这么说。

这一说勾起了醇王的牢，发了好大一篇议论，说素日无备，而临事则以“无可如何”四字责，从咸丰十年以来，试问“所备何事”？这是指责当国十年的恭王。说到最后，他亦是“无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纶音，如果仍有措词失之，”他很起劲地说：“臣等仍当纠正。”

慈禧太后，看着恭王说：“那‘大清仇人’什么的，是有儿不象话！”

“是！”恭王病后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着醇王说：“军机拟旨如有不妥之，醇王等人尽纠弹，臣等虚心接受。”

恭王这样给面，醇王不便再发牢，于是御前会议到此结束。时间太长，无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纪的倭仁等人，甚至因为跪得太久，站不起来，得要太监来搀扶。

虽然如此，却还不能回家，都在朝房里等着看军机所拟的旨稿，如有与廷议不符之，象醇王所说的“倘有措词失之”便可当时“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