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鋆心里在想，慈安太后对外面的情形，一都不明白，就算缉凶抵命，法国人也未见得肯善罢甘休，还说“得饶人且饶人！”跟她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敷衍“是！”他这样回答“才等仰圣心，尽力去办。”

等退养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使大法国钦差大臣”同时也发布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发廷寄，奖许曾国藩奏称的“案中最要关键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促他早早启程到天津。

谕旨到时，曾国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动，这几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后事”他已经反复考虑过，认为丰大业能够对崇厚和刘杰开枪，现在事情闹得这么不堪设想，而法国的师提督，又是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枪相向，果真有此决裂的场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样避走，决定承当。或者洋人的涉倒办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却又要闹事，他也决定而，先为洋人当灾，免得又起风波。

为此他要留下一篇遗嘱，瞒着亲人，独自在灯下写：“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条就写他自己的“灵柩”由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接下来说他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奏折“可存者绝少”而古文则“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理了这些事务，便是长篇大论的“遗训”教孙不忮不求，克勤克俭，自卸两江总督时，想不到存下两万银的“养廉”又颇自于“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最后教孙以孝友，他是这样写的：

“孝友为家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写完一看，意有未尽，但一时又那里说得完？只觉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须说得再透彻些，于是了两首五言诗，附在一起，自觉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独坐沉，果真以相殉，直隶总督了缺，一面要办洋人的涉，一面要安抚地方，细细想去，还真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接替。当然，那时候是不是来得及“遗折”保荐，大成疑问。但估量情势，朝廷亦必之于调李鸿章继任直督这一途，师弟多年，祸福相共，此时不可不明告心迹，让他心里先有个数。

于是他找李鸿章的来信，作了复函，表示“临难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鸿章不可退缩的言外之意。写好加封，驿递专送正带领郭松林的人，驻潼关的李鸿章。

等到六月初六从保定动，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对他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门以外，远远就有父老跪香，夹迎，这些景象，使得曾国藩的心情，益为沉重。天津的情势，他了解得很透彻，崇厚媚洋过分，大家都认为他“护教”此刻天津人对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风，由“护教”而“护民”因而才有这样的之忱。

然则，将来对天津百姓如何代呢？曾国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荣辱之际要能无动于中，却是一件难事。此来不但对内对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通商大臣衙门驻节，天津的大小官员，都手本接见。曾国藩一概挡驾，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国藩一见便说：“你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动了“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预事防范，养成这样的祸患！”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痛责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对天津周家勋自然亦无好。

崇厚唾沫横飞地数尽了天津府县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换张光藻和刘杰，曾国藩一拒绝。“是非尚未分清，府县究竟失职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说“而且张光藻素有循声，是个好官。”

“就是张光藻顽固不化，平日办理民教纠纷，偏见甚，以致仇教之事，层不穷。”

“既如此更不宜轻言撤换，否则天津百姓的反，岂不更？”

崇厚语。停了停问：“然则中堂此来，总已定下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