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严究其事。

于是两皇太后召见军机以后，下了一“明发上谕”：

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汶祥所供挟报各节，即龙启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南，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实在情形，从严侦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指派郑敦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他是刑尚书，正好着这件案；第二，他是湖南长沙人，由他来主审，湘军不会不服；第三，他跟曾国藩是乡试同年，一向好，必能和衷共济；第四，也是最要的，郑敦谨的刑尚书，得响当当名声极好，此案由他手里定谳，必能压服人心。

上谕是十二月初下的，郑敦谨在里秋审挑了两名好手，在急景凋年中驰驿南下，到江宁的那天，正逢除夕。其时曾国藩已经接任，把老同年请到总督衙门度岁，开门见山地相告，此案不能认真。因为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倘或再激变故，授人以隙，大局堪虞。

另一方面，孙衣言、袁保庆则力主严办。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新佑，则在年初二那天，带着他的过继给新贻的儿毓桢，披麻孝，跪在钦差行辕大门前，放声痛哭，求钦差伸冤。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郑敦谨听从司员的建议，札委孙衣言、袁保庆会审，用意当然是要他们分担定谳以后的后果。

其时公堂上尚未开审，而舞台上却已作了判决。原来上海丹桂茶园，已排了一新戏，即名“刺”情节完全据张汶祥初次所供，新贻如何贪卖友，再加上许多渲染，绘声绘影，大致后来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侠传》中的描写，即系据此戏而来。

这就奇怪了！张汶祥的初供，江宁府及上、江两县竟不敢笔录。即或录供，亦是附卷的密件，何能传在外，资为戏剧材料？同时，两江总督等于主宰东南半，起居八座，威势赫赫，即或丹桂茶园主事者及演此新剧的伶人，能以租界暂作庇护，但岂能不顾虑到，一租界，落逻卒手中，两江总督杀几个人算不了一回事，而敢冒此大不韪？

于此不难想像，丹桂园排演“刺”必然有人在撑腰，大背景是湘军，小背景是漕帮。漕帮即是所谓“清帮”依照帮中“家法”只有“扫清码”——理发匠不能“门槛”即被摒于“山门”以外。因为在理论上说，漕帮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理发匠当清兵关剃发令下时，为虎作伥，不剃发者，即时可以斩首示众。旧时的剃挑，一面是一张凳形的小柜，上面坐顾客，柜中置放“吃饭家伙”；一是一座小行灶，上架面盆，烧着，面盆之上是一小小的旗杆，即为当时斩首示众的遗迹。由于立场的敌对，所以漕帮不纳理发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