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因而传于东京政要之间。

不久，东京的铁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刘明为他“办事”言明酬金两万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后对余款概不认帐，使得他很难对刘明代。如果了什么纠纷，安达隆盛表示不负责任。

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了这件事，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倘或刘明为张学良所捕，供实情，丑事暴，与日本的颜面有关。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赶给了人家吧！

刘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连去开“燕窠”其后不知所终；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了。

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涉无功，日本特派外界耆宿林权助；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当过驻华公使，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以吊丧特使的名义，到达沈，跟张学良展开密谈。林权助倚者卖老，谈话一次比一次骨，八月九日更提威胁的警告，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答复他说：“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看问题的发。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劝告，我愿意考虑，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他停了一下又说：“就国际关系而言，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不至于冒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再者，日本为什么屡次以态度来威胁我，我实在不明白。”

“日本对这方面，已有决心；即使冒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林权助促着说：“希望贵总司令从速下定决心。”

“不行！”张学良毫不屈服“我的决心，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决不会违反东三省的民意；也决不能不讲是非。”

此时陪同林权助来的一名日本少将，嘴说：“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心，就是是非的标准。贵总司令如果不能依从田中首相的决心，东三省将有重大事故发生。”

这是相当明显的威胁，如果态度过于“济南惨案”将复见于沈；因此，张学良召集元老、心腹会议后，决定将易帜日期，延后三个月。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这多少是个结果，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回到东京也可以差了。

但是，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则外问题，日本应该到南京去涉，他的肩就减轻了；其次，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亦只有易帜，才能消解。

原来国民政府内，现了宁汉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危机——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立即行裁兵，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因为非如此不能节省天文数字的军饷支，移作建设之用。但第二、三、四集团军，都认为这是“撤藩”目的在削落他们的势力；其中第四集团军的态度，更为激烈。张学良接到密报，第四集团军首脑之一的白崇禧，与杨宇霆在滦州理直鲁联军的善后问题时，相极，每每闭门密谈；白崇禧与杨宇霆都有“小诸葛”的外号，加之还有以善谋著称的“孙联帅”——孙传芳参预；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可不是“三个臭匠”因此，颇为多方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