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既以悔名其集，而以忆名其诗者，何也’？苟忆于昔，不必其悔；苟悔于今，不必其昔之忆。”曰：“诗三百篇，昔人发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愤，聊以忆焉云尔。抑闻之，极则必复。忆之，忆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壮悔堂文集》，及《四忆堂诗集》，上记表面论时，实则论。“或曰”云之，即为质问：你要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既念明朝，就不该“赴试猎官。”而侯方域对此质问，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只是自陈悔恨“忆之、忆之、所以悔也！”说得再明白都没有。最可玩味的是，人间“四忆”是哪四忆？侯方域的答复是自己都不清楚。他的说法是，诗歌“情迫气结，纵其所至，不循阡陌，即中时一念及，非不历历，及举而告之人，固已缠绵沉痛，十且其七八矣”！诗以写情，原有陶诗所谓“辨已忘言”的一境界。但侯方域的四忆，中历历，只是不愿告人而已。所可断言者，此四忆中，必有陈贞慧与吴次尾的《留都防揭》及李香君的《桃扇》在内。

从侯方域的遗作中去考察，有证据显示，辛卯乡试一举，痛悔失足，内心之抑郁自恨，较之吴梅村有过之无不及。而形之于文字咏者，则再三自本心清白，若恐人不信，致吴梅村书，劝其不可复，固为变相的表示他决无意于新贵！而最可玩味者，则为《致方密之书》，此书见《壮悔堂文集》“遗稿”侯方域于顺治九年治壮悔堂，编定文集。越二年下世，此两年中所作，由其同窗任元祥编为《遗稿》，附文集后，任序明言：“此侯壮悔堂集成之后所作”亦即辛卯乡试以后所作。

：方以智曾随永历广西，而于顺治七年清兵陷广西平乐村时逃禅。《南疆绎史》云：“及大兵，知其为粤臣，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惟自择。’乃辞左而受右，帅起为之解缚。谢之，听为僧，遂披缁去。”侯方域致方密之书，虽以其家之事为发端“大喜故人相见之有期”而作书当在一两年，借衣喻意，其文如此：

仆与密之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及，辄数日营营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然，无从可。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浆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无敌。垢腻所积，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汗濯之。以为吾非密之故也。

乙酉，丙戌后，装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寝息，恒对之欷?。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之所；吾为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时装，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四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

此文主旨，即在表明不忘旧，不愿迁就“时装”所谓“时装”者，是清朝的服饰，而方以智所赠的丝衣，为明朝的服装。“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极不负初心。末以郑所南，陶渊明自许，无异自誓毕生遗民。文章作得很好，委婉尽致，蓄甚，但字里行间，不免有辟谣的意味。

侯方域的心事与吴梅村相同，论形迹，侯不如吴之显。但为新朝谋画及颂扬的文字，已传播于天壤之间而无所逃，百计思辩，终有着不得力。其内心的痛悔，实过于吴。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底，以三十七岁的壮年，遽尔下世，说他抑郁以终，或者贲恨以殁，皆无不可。嘉庆十九年，其裔孙资灿重刻《壮悔堂文集》，删落《豫省试策》及顺治九年所拟《拟上遗官致祭先师孔阙里群臣谢表》等文，是知乃祖心事而特为亲者讳。笔者今发三百载之覆，直抉侯公当日心事，实所不忍，但《壮悔堂记》自言：“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过而能内自讼，君许之。”则表白其痛悔，正所以彰贤者，或为泉下灵所默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