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汤斌，由于江苏天下膏腴之区，尚有饿殍，内心的极，自奉也更加刻苦，经常采巡抚衙门后国的野蔬供膳，由市上所买的莱，每天必有的一味是豆腐，因此得了个看似谐谑，而实为尊敬的外号，叫“豆腐汤”又拿他的施政予人的受，编成一句号，叫“黄莲、半夏、人参汤”意思是莅任之初，雷厉风行，百姓这也不便，那也不便，生活好像黄莲般苦；以后苦得好些了，味像半夏。而皆是“良药苦利于病”最后才觉到，这一苦味，是“人参汤”的味？为大补之剂。

汤斌自己的生活，在衣无缺的小康之家看来，苦得像黄莲一样，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来用；冬天，汤夫人坐轿门，西北风起，有旧棉絮从轿帘里散来——苏州人一提到此圈就会发红。

他有四个儿，小的两个带在任上，亲自课读；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下帷读书。有一次汤斌看家用帐，写着“买一只”便即查问，老仆回报：“是大少爷来了，叫买的！”

汤斌大怒，把他的大儿汤溥唤来，罚跪中，这样教训他说：“自从我到苏州，从不曾买过！你以为苏州的，像家乡那样便宜吗？你想吃，回河南去！世上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而可以大事的！你上回去，好好读书！”

他的大儿已经三十四岁，幼承训，极其孝顺，听得这一顿责备，愧悔不已，涕泣请罪，而汤斌到底把他撵回去了。

一过重，汤斌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这年五十九岁，苏州人生日，讲究“九不十”所以汤斌的五十九岁生日，便等于甲之庆。

地方士绅集议，汤巡抚待民如此，老百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江苏人不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的五十九岁生日，必得替他“一”

然而替汤斌寿甚难，送寿礼不但不会收，说不定还要惹他生气；开筵唱戏，更不可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送一篇寿序，汤斌不能不收，而且也正好在这篇寿序中，表达三吴父老的敬之忧。

这是篇大文章，而天然有个第一等的大手笔在那里——归院尧峰山的汪苕文，他单名琬，学者称“尧峰先生”自称钝翁，苏州人。汪尧峰是顺治十二年的士，初授主事，升员外，升到郎中。这类所谓“曹”是政务推行的中人，有才最易显；汪尧峰虽然文名甚盛，却不是书呆，在尽心钩稽，积弊尽；在刑以六经诠释律例，是当时响当当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里，就跟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得有声有，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小民的豪，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司指挥再升主事；这一次复，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情极，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工装裱，外加红木雕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谢”！

这好像有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于矫情，所以这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分清，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之在己。最后一，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他说：州县官，都知皇帝的“知人之明，自天授”臣于的，只要洁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泪好。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之见，而说到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

当然，所有的争权夺利的冲突中，以明珠和索额图两派的争斗为主。明珠的受知于皇帝，是由于力赞撤藩，但他的手段，也确比豪疏略的索额图明得多；素以轻财好义，礼贤下士知名，听说郭琇是汤斌特荐而行取的御史，便托人来致意。但是，这个人恰是郭琇所看不起，而且恶痛绝的余国，自然就更不会理他了。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拜访郭琇，这个人也是皇帝所信的，以理学名的迈赫人，他是郭琇的同年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了庶吉士，学得一满洲话，也会满洲文，三年教习期满“散馆、留馆”授职为翰林院编修，请假回籍省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