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盛典，落得这样的结果，何足为征士之荣，更失朝廷礼贤尊士的原意。因此召见有关大臣，面谕“再议”

于是再次商酌，尽翻前议，齐人翰林，一等第一名邵吴远授职读翰林院侍讲；以下汤斌、吴来泰、施闰章授职翰林院侍讲，此外援职为翰林院编修的十八人，授职为翰林院检讨的二十八人，合计五十名。另外来试而年老者，俱授职为内阁中书，准予回籍。

翰林是好难的事，三考，御笔亲；十年寒窗的辛苦，未见得能够如愿，而五十征士，凭一赋一诗，半天的工夫，就能坐清秘堂上，这就更使得未曾被荐的人，既妒且恨了。

于是这五十新贵，被称为“野翰林”而且有一首七律，传众，讥嘲李囗、杜立德、冯溥、叶方蔼四主司外，当然也要攻击“野翰林”：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軿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在这五十征士中，尤其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史馆的只有三个，李因笃决“告终养”得能如愿，回乡侍母。

不愿受职的，也还有得是，其中有一个叫孙枝蔚，当他被荐时，以年老为借，请求免试；吏官员说他不老。到了授职那天，那官员看他须眉皆白，便笑着说：“孙先生老了！”

“我不老。”

“须眉庞然，怎说不老？”

“我四十岁就是如此。”孙枝蔚大发脾气“我要求免试，你们说不老；现在又说我老了！老了不能官，连辞官都不可以。这叫什么话？”

吏官员唯有笑着歉，而孙枝蔚亦终于带着内阁中书的街，回到家乡。临行之前，了一首诗：

一官如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

这些逸事妙闻，或者讥刺的诗文，对汤斌都不发生影响；得官不足为喜，令他兴奋的是，明史终于要开馆纂修了。

修明史开馆，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翰林掌院叶方蔼、右庶张玉书为总裁，五十弘博及右庶卢传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搜集史料、订定例，积极展开了记录一代兴亡、以为鉴戒的史学大业。

史馆中最起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彝尊，连上总裁好几封信，谈例、谈史料、谈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议论侃侃，锋芒毕，颇同事的妒忌。再一个就是汤斌，他的议论平实，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议》，认为官吏“纪、传、表、志”四大分“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系统分明”因此，明太祖长，被立为太的朱标，虽被建文帝尊为“兴宗”当称为“懿文太”；世宗人承大统，追尊本生父为“睿宗”仍当称为“兴献王”因为这两“宗”实际上不曾过一天皇帝。

当时引起争议最烈的是，立不立“学传”？有人主张照宋史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学传’”这是存着门之见，意在贬斥王明一派；汤斌不以为然，但在例中的议论。却并无成见，只说如立“学传”应该如何；不立“学传”只立“儒林传”又应该如何？最后当争议得相持不下时，汤斌提了黄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议。

黄宗羲的那封信，解释“儒”之一字，与圣贤并称，他说：“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这是指孔；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而“学者，以为学，未成乎名也，”换句话说“学”是个虚泛笼统的名词，与“儒”的成为一“成德”的尊称不同。“以为学”不过表示有志于，并不能显示此人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圣贤，究竟不是圣贤。所以“学”不可以作史传的篇名，否则，就是“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元朝修宋史特立“学传”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这番议论，比朱彝尊所说的“儒林足以包学、学不可以统儒林”更见警，因而由汤斌公开以后“学传”三字，便从预定的明史目录中删除。

编纂明史稿，以洪武至正德为一期，纪、传两分，刊人名，分别拈阄，巧得很，汤斌拈到的是开宗明义第一篇：“太祖本纪”

于是汤斌以明太祖实录为据，通览当时有关的公私记载，冥搜默索，数次易稿，都觉得不能满意。便先撰作比较简单的史稿，着手“天文志、历志、王行志”的编纂。

皇帝对修明史的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见叶方蔼、徐元文等有所垂询。知勤慎将事的是那几个人，补为日讲起注官，可以专折奏事。汤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乡试的年分，照例翰林官为各省主考，这是个好差使，除了地方官办供应以外，录取的举人皆为门生，谒见“座师”时，要送上一封贽敬，数目多寡不一，但集腋成裘，是一笔可观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