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备的素质是勇敢豪而不在于脑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刘，外号人称“刘大刀”据夸大了的描写，他所用的铁大刀重120斤，可以在上“转如飞”和刘级同在辽东战役中牺牲的杜松更为蛮卤莽。他在作战时先士卒，可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甲胄以发怒气，而且不断声称必须自杀或者落发为僧，毫无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因之，此人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级将领的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尚书刘大夏奏难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的是否拥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方法培养来的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军事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经暴了军事制中致命的弱。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视守军为无，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神的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谋远虑，而又通各战术。

踩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来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在其中占有多数，而且可以担任级目。

倭寇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朝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虽然律有明文，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100尺，宽达30尺，船壳厚达7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记载，在这些冒险家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1200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熙来攘往，已不在话下。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遇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由于没有一个法可以解决买卖双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目。

这些海盗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忍无遗。级指挥官无法确知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使用。下级军官在队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勒索兵切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队脆望风而逃，有的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崩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现于仓粹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自山、丰后、大隅、萨、博多湾、对和五岛列岛。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把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颅送到北京邀功。这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