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满汉各半，康熙帝以1711年的丁额为永久丁额，以后丁田归并，雍正(胤禛)帝执行“火耗归公”在这问题上的最近新著为Madeleine Zelin，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Berkeley，Calif。，1984)。，以其收“养廉”并成立军机，使皇帝与重要官员经常接，对重要事件迅速理，除了这几项措施之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的创举。

而且在社会上讲，清朝人更多，领域更大，生产力比明朝，只是它的本质不能够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别。它的文官集团仍是以四书五经为神团结的依归，社会组织仍是以尊卑男女长幼为纲领，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的联系，也全靠科举制度维持。鸦片战争时，光(旻宁)帝对林则徐的指示和驳斥，仍表示中国官僚制度的习惯，真理由上至下，不容辩白。耆英对皇帝的报告，以及后来倭仁反对设立同文馆的奏折，也仍表示传统的内向及非竞争之所在，不但明与清无异，即汉满蒙也没有本的差别，因为这些文化的格是长期历史上的产，不是民族遗传的产。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清史全摈弃不要，从明史就直接到民国史？话也不能这样说，当然清史中也有它很多特别的地方，譬如广州的十三行贸易，就是明代所未有；清朝与各边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18世纪以后山西票号在中国金史也是很重要的节目，这题材，俯拾皆是，史不厌详，这篇论文开始就已提及。清朝的267年间，必定有很多事故，值得历史学家的考虑，也还可能有若被作家忽视的情形，将来一朝发现，可以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观。没有人敢狂妄地说清史不重要。

只是以目前的光看来，中国的秦汉帝国是一个阶段，隋唐宋帝国是另一阶段，而明清帝国已是第三阶段。中国近代史中间有很多的问题，都须要将历史的基推后，用长远阶段的光看，才容易解释得清楚。本文一开就提到“潜艇夹面包”及“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这形态，以明朝最为显著。要是我们采取大历史的光，则可以从社会形态上看光帝与耆英的“筹办夷务”糊涂中仍有他们的逻辑，此乃因中国的简单制，无法容纳西方的另一炉灶。十三行的贸易已经将例外的情形，扯开到最大限度。事实也证明，兹后签订《南京条约》，不仅是丧权辱国，而是使传统组织更无法维持。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象太平天国的失败，不仅由于林凤祥的北伐不彻底，或是杨秀清的狡诈巫术坏事，而是在潜艇夹面包的组织内“良心上的自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没有本存在的价值，太平天国的滥用，更给曾国藩以实，他就因之利用这机会，去增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完成“中兴”大业。同时我们也可从这简单的结构中，看康梁“百日维新”没有路。康有为的想象，近于“乌托主义”他主张以发公债支持新政，又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脚跟看清。总而言之，在很多近代史的题材中，明史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基本的技术角度上把问题看穿，也可以把当事人的贤愚得失都视作次要的问题看待。

在历史教学上讲，我们也可以减少史迹在人事上的各重复的资料，避免以谩骂作解释历史的坏习惯，直接而又冷静地说明传统社会不符合现代需要。中国在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这一来就断绝了层组织与低层组织间的联系，各地区田赋的底账，却仍用明朝的记录据Sidney D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Stanford，Calif。，1954)，p170可为例证，其他不能在数目字上理的情形见同书。民国成立后，国家自国家，社会自社会，也难怪立宪运动的没有成效。法律必须有社会的迫(social compulsion)才行得通。民国初年的政客，都是社会上的游(foreign 波dy)，军阀的割据，今日看来，势必为无可避免的形势。因为农村经济关系，无非土地的租赁及利贷的借放。这些来往都在极小规模内实行，政府也无从涉，此外社会上的尊卑男女长幼，更无法可以改造利用。逻辑上只有私人军事力量，才可以控制这青黄不接的时代；而私人军事力量也很难在三两个省区外有效。这几句话，也可以概括五四运动前后国民革命尚未展开时中国的一般情势。其症结就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