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作并不需要由中将来监督。原因在汤恩伯将军既然无法让他的第二副手在总有事，于是很大方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暂时不成问题，让郑国有借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无意义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无锡。

这样的安排对我再满意不过。工程军官莫少校和我必须安排前置作业，很多时间在外。这时没有更称我心意的事了。打从天从缅甸回国后，我大半都在游。抗战胜利的兴奋既然已经结束，这项工程不但让我有事可，而且可以让我分心，不去担心工作、事业、学业、遥不可及的安等无法解决的问题。

日军已缴挖掘壕沟的工、手推车及卡车。每当我问起这些工时，上海后勤司令的军官照例歉连连：他们不知工放哪里。每当我去仓库和军械库时，第二负责人同样歉连连：“主不在，他们不知是否可以把这些工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烦黄参谋再过来看看。明天主会回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几天后，我发现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总有位会讲英语的中尉，而且在奉召伍前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他和其他日军告诉我这些的确定放置地，不但有工，还有泥、木材、绳索、木等，是数周前才缴的。我领着第三方面军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仓库和军械库。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们的办公室一趟，如果负责的人不在，不谁代理，都要给我十字锹和铲。日军已准备好要上工，共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一百万元去养他们。副司令长官会问我工程为何耽搁，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可以当场打电话给郑将军。如果没有施加威胁，修复工作不可能顺利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了。六十一师团的工程军官缴一份计划书，一开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内容：工程的目的、应有的规模、大的方向和重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过，接下来的内容并非装门面而已，计划书上的每个细节都可以彻底执行。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总看得到准备就绪的士兵。事情从不错。在工程期间，他们分到村里居住。虽然已经解除武装，仍然由我们七十四军的队来看守。我们一度担心战俘和居民之间会起冲突，因为日军在战时的残暴仍让人记忆犹新。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有过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外生火，结果风势太，一民宅的茅草屋被烧坏了一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军已经和屋主和解。一整团的人绝一天，省下伙费来赔给屋主。郑将军得知此事，很可怜他们，因为一整团的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得挨饿过夜。他盘算再补给他们一天的伙费，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劝他不用这么。我说，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应该让好事和坏事并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很大方，虽然能给的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队，原先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枪，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奉命看守日军时，矛盾的景观就现了：日军穿着的羊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敌人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行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党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给，不会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织的漏，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腰包请客，可能要费他半个月的薪。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