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华南，元朝仍如宋朝亩收税。再则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样，将一付税人分割为“封禄”或“投下”以作为150个皇亲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被封人派经纪去地方政府监接收纳，但不得以各人的地产作为自己的庄园，或是将他们当作农看待。“投下”最大的包括十万，小的不过数十。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

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兴师灭宋前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事实上他无法说话算数，他兵海外即用各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为以前的历史家所歌颂，而实际上他既未作全面**，也未将现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人日后为难。他们既不能以正规收应付支，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可是它没有投新的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调“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后者只要加内向和不带竞争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现于明朝。

帝国末路

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他们可以在各情况尚未稳定，一切有如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大规模的调整。这情形在蒙古主的时期最为显著，因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的趋势。再则元朝一切作为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只能随着他的规划，很少有所调整。虽说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这一切大致上还是地理环境所赐。鞍上驰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上的技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而彼此结合，却又无法保存这征服者文化上的本来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风病纠缠，他从未在南方的地区到舒适。当他即皇帝位之前，每年暮及初秋之间都去上都（今察哈尔之多）避暑，极少间断。以后的继位者也因循着这去秋还的办法。然而传统帝制，经常需要天作人上的仲裁，皇帝久离大都（即北京，详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办法，皇位之继承也因之发生了大问题。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皇位由孙铁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此后26年之内，现了8个皇帝。如同传统一样，新旧替很少不生谋及闱之变，给人看来，情形极不稳定。随着这八个皇帝之后，又有元朝的第11个皇帝，他倒在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明军大都时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国历史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继承者所唯—一桩不因袭朝代创始者规划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恢复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取士。自此之后，会试举行过13次。可是其目的并不在构成中国式的文官组织。当考试时蒙古人及国人另为一科，有不同的试牒，录取的人员也不任重要职守，只在低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着优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使中国之舞台一段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