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暴后勤问题的艰。并且武帝之战略在于巩固边防，当敌方威胁既除，便大规模移民实边，因之耗费更多。很多筹款的办法因而产生，包括向商人资产税，舟车许可证税，以赎锾代刑罚，政府专利于盐、酒及铁，又直接参与经商。这征发，以及战事本都使**集权之趋势有无退。以下尚待说明，皇帝亲自与闻军政，与汉朝廷之政④治有极大的关系。

汉武帝是否因他的军事行动而折断了帝国的脊椎骨？历史证据不容我作这样简单的结论。即在匈战事最**之际，中国境内的繁荣并未受影响。此中矛盾也给关心中国历史之人士一个机缘检讨一个有恒久的问题：从纪录着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治田一百亩。每亩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十石。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粮每月一石半，五全年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钱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共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李俚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粜谷。当粮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长兼代财政∕长）桑弘羊主持。桑从商人，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分收，补足军费。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计算成为中国专制时代的一般准则，与长城同样恒久不灭。其数目字可以因时期而不同，但是这公式与原则即罄历史家记忆也莫不如此。在这政策下，农民总是被迫去开发生田，一到耕地经营成熟，总是用密之工作去增加生产。所以中国农民虽不受庄园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农也是自耕农份，也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场之窄狭，他们也经常受利贷及各盘剥之苦。当政府收购或卖粮时，其业务非一班文学之士的官僚所能胜任，也缺乏适当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圆满。简而言之，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业之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悲剧。当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图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烈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集权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国之官僚对于佃农之现不得不重视。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及人力为准则。大凡地主一现总有威胁这税收基层之趋势。以上述例看来，小自耕农亦无力再供应一个地主。只是中国的作法通常忽视这全般情势，仍受**集权的影响。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已半将他们自己制的方便，混杂在人的立场内。固然，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集中筹谋之必要（如对付匈来犯），我们也不能指斥全措施为“错误”可以断言的则是，税收与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关系，二者也需要与中枢行政合。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