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甚至投井下石，对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于所叙解放中人。再叙述得彻底一，这时候法国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状态（详第五章），亦即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除非有“灵”（Levia-than）现，由一个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则每个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黎暴民到各监狱行凶，将1000多囚人当场打死，事后到黎公社领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学说，则当时联军攻下凡尔登（Verdun），法国国都看来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将为联军内应，于是对他们行凶，也算是自卫。

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追述革命第二阶段的情形：灵既为国家主权人，不能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这权力已无从由旧制承袭，有待创造。所以其组织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无需革命了）。以上各条件注定其组织者为少数人，首先以谋发难。

1792的革命，由雅各宾派（Jacobins）领导，他们经常聚会于雅各宾俱乐，内中又以从吉德选之代表所谓吉德派（Girondists）为表率。兹后又有所谓山岳党者，大也属于雅各宾俱乐，又参杂其他俱乐之成员，总因为他们在国民会议席位占，又为过激派，所以有此名号。这两个集团间的来往，相当复杂，初非径渭分明。只是以后斗争展开，吉德派主张温和的改革，贷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张地方分权。山岳党则和黎的市民结合，主张对法国予以一个彻底的大改革，将卢梭所提倡的“社会契约”推化为事实，在过渡期间，当然只有中央集权。他们不仅主动地将吉德党逐雅各宾俱乐之外，还在政治上清算他们，引起恐怖之展开。

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阶段，固然以1792年8月国王之失去职权为分岭。但是其谋和酝酿已在几个星期之前开始。黎城市分为48个区。雅各宾的组织人员无疑受未来的山岳党指挥（此时国民会议尚未集会，所以不能径称之为山岳党），他们将这些区公所一个一个争取组织妥当，其计划隐匿周详，始终无一人单独面。他们自称已经消除了“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也不承认路易十六为国王。8月9日夜，由这些区公所组成的造反新黎公社侵公社的会议厅，将原有的公社组织驱逐。国民军的司令准备涉，则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其所以如此得意称心，乃因组织者早已将黎市井间能持武者全笼络。合法的黎公社和国民军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黎公社还保持着资产阶级的风格，国民军也限“现役公民”参加，主要的任务为维持秩序。雅各宾所动员之群众称为sansculottes，直译为“不穿之人”以别于18世纪中等以上的装束。我们无妨称之为“无党”黎之无党，以小商店老板及独立营业之技工领。但是他们动辄在街聚集数万人，而黎人以计半数为拥工，所以当中不可能没有长期的佣工与短期的雇工参与行列。他们手执标枪，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为之改换彩，也使整个大革命为之改观。

凡革命则需要群众武力。革命期望于他们的是行动多于思想，团结的力量超过个人的彩。无党提的要求，首重粮的价格能与工资合，即后来提倡限制私人资本，主张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铺场，没有任何的见解。因为其简单，所以能构成革命之大洪。等到内生歧见，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声了。这时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们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责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宾人士与无党结合，曾两次向国王提问罪之师。6月20日冲特拉里兹时，路易应付灵未生事故，对革命者说来，也算是失败。8月9日夜他们占领黎公社的官署之后，即不停蹄，说服国民军，于翌日再向特拉里兹兵。于是“一大堆国者、无业游民和冒险家，总之就是攻士底监狱的同样彩之人群”一共集结了2万人，向保护国王的瑞士雇佣军作战。国王一行逃避于立法会议的会场，请求议会保护，并且命令卫队停止抵抗，可是武装冲突依然展开，双方死伤约1200人。国王王后一行从此失去自由，以后搜一铁匣的公文，证明路易对革命实为不利，这证件成为1793年初将他判死刑的张本。1792年9月国民会议开幕时，国王已失去职权“9月残杀”即无党到牢狱里残杀囚人（详上。其中不少被害者为不肯宣誓的僧侣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同样的在枪捧之下牺牲），这样的事已发生，而且法国军队在瓦尔米（Valmy）又打了一个胜仗，在短期时间之内，战事已稳定，民国在此时成立。最初吉德派还在国民会议里占优势，只是为着革命至此是否应当缓和，采纳众议，还是随着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问题，展开了和山岳党的斗争。此中谁是谁非，经过很多历史家的争辩，只因为内中涉及个人动机，迄无定论。

今日去当时已近200年，我们有了历史的了解，就可以说，当事人不一定能明了他们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上的真正意义。法国大革命早已展开，机构上各基础都已备，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时候只有化复杂的情势为简单。现实超过象，决断胜于犹豫，于是很少有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只有革命的逻辑，它亟需随着实力找到着落。

所以国民会议以366票对361票判国王死刑，此后党争展开，山岳党整肃吉德派，将他们推上断台，发动了恐怖政治，各政敌消失之后，过激派又展开了内的斗争。罗伯斯比尔首先将最激的赫伯（Hebert）死，回又将主张较温和的丹东死，等到“月反动”展开，罗伯斯比尔也被前在各省执行恐怖政策的议会代表死，同于以上逻辑。在宽阔的光看来，法国已面临着一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局面，灵尚未长成，只有煽动的报纸动摇人心，无党满街捉人。不问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成为助长革命炽的燃料。我们与其追究个人品德，不如认识他们的时代。

恐怖政治在“大敌当前国贼未除”的气氛之下产生。法兰西已有两个总司令自动投奔敌国，在国内则征兵30万，又发生了温底（Vendee）和里昂（Lyons）的内，土（Toulon）则降英，影响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这时候国民会议藉着内外军事政治的危机来创造一新的社会经济系，其中牵涉到千缕百条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胁通成。1793年9月5日，国民会议提“当今的程序（orderoftheday）为恐怖”只不过公开承认业已展开的一运动，增加其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时候，新的组织业已开始。丹东发起组织的公众安全委员会（CommitteeofPublic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权于一，又通过国民会议，也纵了立法权。它既像战时内阁有任免将官、总揽军事外的能力，也藉着特务人员，监视社会人士，指挥革命法。它之诞生，证明非常时期实施三权分立之不合实际，也证实了柏克（EdmundBurke）所预言，法国过激运动必导引一军事独裁。经过公众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由丹东而至罗伯斯比尔，又更通过拉（Barras）和赛亚司而至拿破仑，无疑是新法国层结构之源。

革命者此时还有一个有利之条件，是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组织也大致仿效黎制。1789年旧制瓦解之后，各城市也组织了他们的公社，也有地方的雅各宾俱乐，大都会里也有无党，他们从城市里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镇里去。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义组织，有似于公众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总揽动员治安事宜。当各地呈现分化趋势之时候，国民会议决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导。反对山岳党的吉德派，认为这是分化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推举山岳党的代表任。殊不知这些督导员到任之后大权在握，积极增加各个人的声望，当中半打左右的人，日后成为“月反动”之后法国的台。此时，他们整肃各地方组织、加恐怖政治、执行价制、征集人员资、组织工厂、设立济贫所、将税额于富人，无党则承命协助他们搜索。用不着说，当中必有无数违规犯法之情事，但是这作为，加了中央制，也就是将新层结构的权力施展到低层结构里去。因此产生的行动，合乎“山岳党的风格”也有历史家谓这些中央派之督导员，有黎希和柯贝特（详上）所遣派的省长之才，其中有些日后成为拿破仑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大革命后期既已废除“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但是1795年的宪法规定选举权仍受资产限制），又革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权、什一捐、买官的办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赋税和国内内地的关卡，新制开始脱胎换骨，形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但这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济贫式的平等，曾经圣约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诸实施。总而言之，大革命只创造了一个低层机构里各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目字理的基础。即山岳党人，有时抱有社会主义之趋向，也无从将这思想构成一系统。共产主义只有一次被提，但是随即被制压。历史家也承认以当日法国生产组织之程度，谈不上废除私人资本。

这样一来，法国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路。“月反动”之后“五人执政”（Directory）期间“一个新国家经济慢慢登场，经济放任政策，[只]受国家缓和节制”这时候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结为一元，批发事业开始统辖零售生意，专制政府虽策定大纲，从旁监视，其中各接的情形仍待私人展开。新组织和运动既脱离封建特权的束缚，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还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针？那么也只有机会均等的竞争，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了。并且它所造成的结构也只有越越大。广泛地展开信用，不受人关系束缚地雇用经理，和通盘活用的服务——即是我们所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上之条件——都因之而日益显著。设立工厂、集中生产，使独立工匠经营的小店铺关门，扩大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只是迟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的程，而私人资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来越大。我们从大历史的光看来，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月反动之日）算作法兰西的发。以同样的光看来，事到当日，丹东、拉和罗伯斯比尔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关系不，即算他们都不备独裁者的条件，他们所创造的一层机构却是以后组织与制度的基始。

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力无涉。其实也并不尽然。虽说18世纪末的法国人无从确悉今日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资本主义者这名称产生于19世纪而不产生于18世纪），他们对近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冲动置。例如罗伯斯比尔倒台之前，黎的无党已先失势。起先山岳党限制最工资对无党一分人有利，对其他人不利，已经产生了分化作用。以后这工资与价的制又没有着实地维持到底，则起先受惠的也日渐不满。罗伯斯比尔在清算丹东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分无党的领袖失去凭藉，其他的则藉着机会在政府里官，由革命者摇一变而为职业的官僚。所以“月反动”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得太过，人心思变，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已在分化，事实上各人都在计算本人切的利害。我们所谓非人因素和集责任，也不是说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我们无法从各个人留下的记录挂一漏万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盘局势，以逻辑上之推论，补文献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