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经营能手、商业天才。他广泛地使用三井商标，利用广告宣传，提倡不讲价还价，不赊欠只求实。他也告诫弟，不放债于侍，免除了因利贷而产生的政治纠纷。三井兄弟间之联系，也替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制别开门面，其中厚的血缘关系及家传祖训，被继承人当作世法与宗旨。佣用之经理则忠顺如家臣。

八郎兵卫开的“吴服店”以丝棉织品为主，迎合日本农业产品专业化的趋势。其京都江二店，开现代百货公司之先河。最重要的则是他所设的“两替屋”经营汇兑银行业务。三井各店在江收得之现款，经常运至京都大阪采购货，而江幕府又在西收集税款东运，彼此徒劳。于是三井八郎兵卫建议幕府，表示他可以在大皈接受款项，担保于60日内将金银在江纳。而实际上他店中的货只需15日到20日由西东运。因为他信用昭著，幕府允许三井汇兑款项的期间自60日延伸到150日。至此他尚可以将通的款项作选择的放债，他所组织传递信息的机构则替官方传递文书。这样的成功，大由于八郎兵卫事确谨慎，而且他活到73岁，有机会把他的事业系统化。

企业与政府一合作，也使它们立于不败的地位。欧洲的王室在现代法制展开之前，经常对商人赖债。日本之封建政权则惯常以“德政”的名义，一笔勾销侍级人士向商人之借款。只是在江时代，各企业既已与政府结不解缘，在制上不可或缺，因之幕府为了本利益计，也不愿商业遭受打击。所以德川时代“德政”令只颁布过两次，范围都极窄狭。非如此，初期资本之累积必受挫折。

以上三井企业只是一个特而显明的例，当然其业务之展开还待客商友店代理铺和批发零售各组织互相支援，才能构成一运动。其实，这组织在三井业务发展过程中也已组织就绪。1721年人调查初举行时，江已超过50万，再加幕府各大名府第及其他侍之家属，总数当逾80万，至18世纪末叶，甚可能已突过100万大关。在这尚未现代化的城市，既没有工业基础，其本也不是海港，缺乏国际贸易的支持，何以生存？所以其背后必有一个庞大的经营机构，牵连着全国政治经济的因素，担任后勤业务。

江时代承乎既久，各大名实际上已成为各地区农业生产的首脑。他们一般在大阪指派商业经理，称为“藏元”其堆栈则称为“藏屋敷”最盛时期藏屋敷超过500，每年经手卖之米粮达400万石，其他各地产品如木材、纸张、砂糖、麻布亦是。除供应江、京都各之需要外，一分产也送至长崎，供应对外贸易。大上，日本已成了一个全国一的大市场。

批发商所开店铺称“问屋”通常为一家所有，亲经营。最初问屋只替卖主代售品，取佣金。经营既久，他们也承购大批货，主动经营。同业公会的组织则称“仲间”也称“株仲间”因为每一会员单位为一“株”这权益为一家所有，可以世袭，不能私人转让。株仲间与传统之“座”不同。座为半官方组织，及于重要的商业，如金座、银座。仲间系在幕府禁止专利时，以秘密会社的方式发起组成，即洗澡堂、街兜卖之负贩，也有其仲间。以后官方逐渐承认其存在，也由他们向幕府纳年例（“冥加金”）作为代价。株仲间除了执行一般同业公会的功用，还有互助的义务。商业的仲间，可以授权会员之间陈欠预买预卖，并且调停彼此之纠纷。幕府更使问屋及仲间构成“组”江即有十组间屋，大版有二十四组问屋。

银行业务并不自三井始。大皈商人鸿池新六也以酿酒起家，后来成为幕府在大贩的经纪人，同时经理32家大名的财务。鸿池于1663年为幕府指派束大阪之“十人两替”时，其银行团已有22家，经营金银兑换及贷款业务，汇票早在彼此间传。约20年之后，三井开始在远距离承兑幕府公款时，幕府为之另组“三人组”各大名之产既已储备于藏屋敷，税米又源不断，藏元本人又为商人，并且与银行家来往，则买空卖空，投机生意为幕府严禁，仍照常运行。一般商人贷款于大名及侍则是普遍现象。因此除却贷款立时消耗之外，其资金各藩，扩大生产，也为必然趋势。鸿池新六即投资于拓土地。此外商业资本投资于渔业、工矿业、手工业及家工业，均促日本经济逐渐多元化。

日本之路通网称为“五街”包括京都、江之间的山，及沿海路，迄北至仙台、青森，支线达于甲府和日光，是主要藩主参勤代和瞻拜神祇的孔。只是幕府着于军事，不愿使战略要摆在四通八达宽敞的路网上，而有意的将其路线延长到悬崖津渡易守难攻的地方。加以陆运费用，所以车运在日本难于展开。一般少量的货品用驮运，大宗货品用海运。早在1624年，菱垣回船即在江及大阪之间举行定期的商运.但是由于海上漂没的损失，效率不。1694年后，大阪及江需要海运的间屋各构成“组”实行包船，并且将漂没损失分摊于组员之间，等于一海上保险。17世纪，船运载量也由200至400石增至1000石。1772年菱垣回船与其竞争之樽回船（以载酒樽为专长）合并，共有船266艘，并且每年公布其标准的脚费。至此，正规的海上运输已有近于150年的历史。至于“东回航线”之及于荒滨及平泻“西回航线”通周下关包括北海岸之大分，则在幕府指导之下，于17世纪后期由河村瑞贤规划而成。此人苦力，终成为日本历史上少数运输专家之一。

日本历史上之“元禄时代”（1688－1703）与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期间（1689－1702）大致重叠，期间上述商业组织均已成熟，幕府也铸造金银货币、开采矿产。人民生活程度已有明显增。可是从资本主义的程序上讲，日本面临着一尴尬的局面。从现代西方的光看来，以上的表现无疑是莫大的成功，可是日本没有欧洲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系在神生活上陪衬质生活的展。法制上也没有私人财产权与人自由同样不能侵犯的观念。更缺乏与西方国家接的机会，无法会经济结构之凑立即可以增加国家实力。从儒家的观来看，生活奢侈，则必糜烂。商于农、僧重于仕也是本末颠倒。有了这样的离奇背景，使其无法看清新制之来临，只认为是现有组织之腐化及政策之失控，无法以封建社会的德观念完全代替金经济中法制之不足。而这时候江最大弱则是缺乏全面的对外贸易。专靠幕府大名及其陪臣的消费市场，生产技术无法有突破的增，而使发展不能继续。

此后150年，江幕府治下的日本为政治制与经济发展拉锯战的时期。大名及侍负债于商人，动摇了封建制的本。价涨跌，也影响一般人民的生活。一意复古的人士，也无从全面推翻商业活动，恢复到理想稳定的社会。另一方面，商业资本虽得势，却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只能在两个极端中反复。传统历史学家据儒家思想着笔，通常称“文治”之后又有“恶政”大概所谓文治总离不开褒扬传统德，提倡节约，励行财政及通货缩，使价下跌，而恶政通常反是。新时代历史学家对此有一相反的看法。他们指：所谓文治并不能解决当前问题；而所谓恶政对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可能在长期间尚有裨益。这当中有历史光长短之不同，也表示着两不同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