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注重军事力量，为必然趋势，况且后面又有一个带保守标榜正规的教廷。但这些现象正是几十年独立运动要扫的对象，战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和这些条件背而驰，加之荷兰一省担负联大量经费，有时多至3／4，历史与现实都不容许如此全面开倒车。慕黎斯将以前的盟友以罪犯死，已是骇人听闻。奥登内佛死后，慕黎斯自己也只有6年寿命，以后他的继承人被称为奥治派（Orangists），有时对共和国制是一威胁，然则他们代表了内地各省的利益，与荷兰省之上及外向的发展相对，又不可少，历史上两者因冲突产生危机的情况并不常见，即使有，也仍能在最后关化戈为玉帛。各省曾主张不设总督，只是不久又因为事实之需要，仍请奥治家，可见得威廉寡言及其后人对荷兰之实行资本主义，虽不直接参与，仍有一支持的效用，他们保持着荷兰共和国为一个民族国家，若非如此，鹿特丹及阿姆斯特丹之经营仍是一两个自由城市的制，其发展必受限制。

荷兰改革教会（DutchReformedChurch）也没有成为一个排斥异己的团，正规派虽被承认是正宗，可是控诉派的异端不过对命定论有不同的解释，也禁无可禁，全国会议后之10年，他们已经公开面。改革教会自1618－1619的全国会议之后，也未再召开。自此天主教、犹太教及再洗礼派也在荷兰共和国中活动，当日之信教自由在欧洲国家之中尚属首见。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加尔文派的教会，其每一个单位由本的牧师、教士、长老和执事组成，本来就带着一地方自治的格，也与荷兰共和国的政治系平行，不复在政争中增加纠葛。

在这些条件之下，全国的组织集地方分权之大成，原则上承袭了封建时代的制，不过时代的步，通通信发达，金钱的使用展开，以摄政阶级为主组成的城镇，只有随着他们本的格去发展工商业，尽量存积资本。我们也可以说荷兰共和国在1600年前后已整个的资本主义时代。如此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在此时有了这样的一段表现，为世界史中的创举。

17世纪的旅游者一荷兰，就发觉这个国家不仅上端是7个各自保有独立主权的小国家拼合而成，而且下面每一个小单位之内仍有不少市镇保留着若独立自主的格。所以这新国家的制曾被批评为“胡”、“陈旧”和“复杂”她的海军由5个不同的海军枢密院（admiraltycolleges）掌握，阿姆斯特丹城自组邮局，向海外通邮，直到1752年才由全国邮政接收。共和国无外或外务首长。国家如有全国的事件，只能向全国议会接洽。1654年荷兰省竟宣称她在某范围之内有单独与外国定约之权，不待联政府批准。

在组织方面讲，荷兰共和国纵横分割，成为无数小单位。横向分割的界限为宗教及社会阶级，纵的方面则是各省镇地区。如此的制，可以说是和传统中国的衙门政治完全相反。传统中国注重外表上的整齐划一，下层机构据上层机构的政令组成，其不合实际的地方存积在下端，由官僚粉饰掩盖。尼德兰的新国家，由下层机构自己作主，所以能够全存真。国家的政策只有一从属的关系，而不是主宰。其重在保护私人的及商业上的利益。在此前提之下，提倡自由，成为一时风气，而所谓自由，也仍以商业上的放任政策（laissezfaire）为主。并且荷兰共和国的对外战争如1652及1665之对英战争及1672年之对法战争，虽说牵涉了很多其他原因，其中商业上和经济上的冲突总是一个带决定的因素。

当日四周邻国仍保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制，既有工业的制造，也以本地的资源为主，而荷兰独特地采取了商业制。于是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船舶的中心，也是国际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创始于1609年，亦即与西班牙停战的初年。它不发行货币，而以存款为主要业务。当日各地不同的货币良莠不齐，商人无法找到大量又合标准的货币汇票，为国际贸易中的一大缺陷，阿姆斯特丹银行接受各成不同的货币存款后，给存款人以它自所定的一等于荷币的信用货币，登记于账簿之上，存款人即以此信用与人易，因为所存货币储蓄于保险库内，查稽严，又由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面作保障，所以这银行信用昭著。而且阿姆斯特丹立法，凡转手在600荷兰盾（guilders）以上的易，一律用这银行的信用货币支付。不久之后，这银行的信用货币价值于外间通行的货币。于是得款人也不要求兑现，安心长期的倚靠银行掌其收支，使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越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