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思汗一经发动这运动，则不知如何住手。如果这题材列中国史，则成吉思上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场的背景，不是其实质。

至于我们想确定元朝在中国历史里的地位，则我们所知的浅知识，也能供我们钩画一个大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专家的准备工作也永无止期，我们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备）。

从本书以上各节看来，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财政税收与军备越越大，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元朝是一个短朝代，于二者之间，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过渡期间的任务。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现其双重格。另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技术上的长，维持造船业，提倡海运，促国际贸易，修筑经过山东地的运河，使用火，以互相换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波斯的工程师去设计炮弩，以驿传递消息，加东西文化的，用郭守敬和贾鲁讲求利、测验日、改订新历；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有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经商，在华北组织理人民之“社”将人民区分为“军”与“民”注重职业之遗传，提倡学（详本书“学家”一章），文官考试时以“朱注”为主（朱熹所注解的经典，只有《秋》得用左传等解释，《礼记》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奠立了基础。

要追究这双重格的由来，我们仍要从忽必烈说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１３年，继位的大可汗为他的儿贵由。贵由在位３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忽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在金账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贵族仍在卡拉科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忽必烈不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被他永久的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为大可汗时，即有将南方领域整个支解的企图。１２５７年蒙哥自领军川攻重庆，皇帝忽必烈则攻鄂州（武昌），另一支军起先也由忽必烈名统帅，实际率领者则为兀良合带，他曾于１２５３年由甘肃经西康云南，当日则为南诏。忽必烈北返之后，这支军队留置南方，由兀指挥，此时也可以弟支应。如此可以将南宋西截成数段。不料１２５９年军中疫疾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将整个攻势放弃，宋朝才延长寿命十多年。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相去至远，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帝。所称“俯徇舆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