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本就是自然法规，我们不能不赞赏它力量之庞大。可是我们在２0世纪末期，正在清算传统的政治设计，亦即一主为法制与经济的系，必先以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层机构赋予下层的办法，不能不对和这设计互为表里的思想系统彻底批判。

理学或学将理与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在１２00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１６00年前后已将有关于理之理与理之理划分清楚（此亦即JosephNeedham所谓naturallaw与lawofnature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学不承认宇宙间各事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１１至１３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１９８则，每则都于肯定的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一章），即此一已与科学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象之事与之混为一谈），只能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广FrancisBacon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persis-tentdisbelif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开放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一收敛，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据，已在理学或学肇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窜，死后被夺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儒林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在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一个的方案，打开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德。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己复礼”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正统的风气。即是朱之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注重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思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格，程颢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成，他将人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求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这一有病，所以他对“也”一段添注：“甘悦固非，而其‘天则’，则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却不知有所谓‘天则’，但见其甘悦，即谓之也。”这解释牵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的观念相冲突）。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人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0８６年差判登闻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谈德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