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以低税率实征取（这也是当初辽及金的原则）。所以司光就说：“今既赋敛农民粟帛以给正军，又借其以为军，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论调。以后迫于需要，只好重复并用。连皇帝也妥协的说：“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这也是兵员与税额即民间义务由上级提示增加，其下层组织，更缺乏条理的明证。

官僚主义的办法，既无客观的条件考成，只有向下级一追究责任，于是迫臣僚谎报掩饰。一般情形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校阅时则请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甚至“兵数十万者，虚数也”“货志”里就提早在神宗之前，谏官范镇已上疏，揭“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看，如“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显然的没有这样多的官位，容纳如许的人员。但是军队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闾里恶少为奇兵，正军反担任后勤的工作，更无法追究。“靖康耻”之前夕，山东的臣僚指梁扬祖在山东所报民兵“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童贯手下的“河北将兵，十无一二，往往多招阙额，以其封桩（预算下的节省）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时造成一离奇的现象；各府库所蓄皆为“聚敛”民间反有“钱荒”政府铸钱造币原为信用的筹码，其税收既无限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经济的原则，只着自己的信用筹码，回到自己的府库，既通货膨胀又通货缩。全汉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业，一般多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员的放债收租以及政府的随从如生员术士游客的生活费抵偿，严格说来，也是用税收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价涨的情形下，对全般的经济害多利少。

因之军队的兵员素质、士气及战斗力都只有每下愈况。宋太祖曾以“样兵”作标准，责成各镇供给中央的禁军，后来代以木。至１0３５年发饷还以兵士的材分等级。以后就缺乏这样的选择，以难民为兵，以囚徒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械也是滥竽充数。１0７３年神宗设军监，原望提并标准化兵质量。其所制“神臂弓”实为弩，以两木材并合制成，絮弦也用丝麻兼用，据说对付骑兵有实效。但是各方请样件，军监就说运输不便只以样图付算数。

我们不能说宋朝的军威不振全是官僚主义作祟，如宋都汴京，对山西的山地没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御失去地利之效。辽以两元统制，金以猛安及谋克（女真人之地方首长）与汉人杂居，兼有游牧民族及农业生产之长，都是以前匈突厥之所无。《辽史》“货志”称“羊不许宋”虽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即画汴京的大车以骈拉。显然的宋军匹之供用，已受限制。并且赵宋迫作战区域的人民南迁，放弃的地带则为“禁地”南方的税收也，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腊宋江的反叛。然则综合各因素，我们仍认为政府组织与作风最妨碍军事机构发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情况混，各盗贼与独立自主的军队不可区分，倒现了能战的将领如岳飞及韩世忠。他们不受官僚主义的羁绊，以战养战，才彻底发生力量。也因为如此他们终为秦桧所不能容。

这官僚主义为一历史的产生，简单说来，也是一以小自耕农为主的政治组织，缺乏适应去掌握一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不仅赵宋如是，以后契丹与女真也蹈此覆辙。陈述研究前者，盛称辽之“封建因素成长”陶晋生研究后者，则称金南之后女真民族腐化其衰弱的情形与北宋相似。其实再会得之间最显明的趋势则是一极单简的中央极权制无法支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怪不得《辽史》货志说及“及至末年经费浩穰，鼓铸如旧，国用不及”而金的纪录更低一筹。彭信威的研究，其通货膨胀达６000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