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主仅以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宋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战败。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９８６年，除在正面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规模发动侧面的攻势，也终没有成功。

这三次战役都有共同的特：宋军总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契丹虽败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镇静姿态。一支宋军主力移师，辽军才给他们迎痛击，战事非常惨剧，双方级将领阵亡重伤被俘之事经常有之。多次宋军战败由于粮与饮不继，有时补给线也被辽军截断。既获全胜之后，契丹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在恢复失地之后只以少数队扰敌方。

若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指三次失败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即决定不再攻契丹，而趋向和谈。加之他在公元９９７年逝世，据说乃是以前作战所负箭创发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记载也称女真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据。而且西夏也与辽联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

后来中国在唐宋之间对西方经济的开发，有很大的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经营也有类似的步。阿保机（后为辽人称为辽太祖）称帝时（事在公元９0７年也即是朱温代唐之日）已有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贡，并且在９２0年制契丹文字。他不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虏汉人，充实他后方的据地（掠夺人是当日作战时的常态，亦行于赵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渐仿中国风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将太祖所置的南北两院大为扩充，也就是据《辽史》的百官志所说“北衙不理民”的原则，对北方袭用落的组织结构去统辖以下州县。而“南衙不主兵”则是在长城以南的地带，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但是民政与军事分离。又允许在南的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他们的军备，也以契丹及奚人的“账族”编为“卫”及“行营”汉人则称“转”每一县都有一定的丁额，属于各“斡鲁朵”（）。

在这系之下，辽国全国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契丹兵盛，大半由于他们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接近，有如《辽史》兵卫志所说“始闻诏，攒丁，推力，籍齐众以待”惟其内简单均一，执行起来才捷劲有效。并且他们的下层组织“每正军一名，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其匹弓箭皆自备。又称“人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抄掠以供之”辽军在耶律德光时即称有骑兵五十万，以上办法恐怕不能经常维持。但是其组织朴，能适应于简单的农村社会则无可置疑。与之相较赵宋采取募兵制，其后勤统筹，大资由江南运来。其外表新式时髦，可是推行于一个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实际之外。赵光义时开封的仓库堆积的雨衣和账幕有“数万段”破损，可见得其军事补给制度过于繁冗，不是当日社会条件足能支应。从各迹象看来，与契丹作战北宋已到民间的负担不易支持。《宋史》称９８６年北伐失败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民”当日契丹不放匹宋，政府方面缺，其民间之困窘可知。１00４年澶渊之盟既事实，朝廷在收瘗战殁遗骸之余，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钱，罢民间飞挽。

可是契丹采取战略上的防势，内线作战，累败宋军，远征敌境也究非所长。《辽史》兵卫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许，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生聚不令养而已”的原则。１00４年的作战，由所称睿智萧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萧为姓）。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但是当日辽军由遂城取安国经冀县永年展开于清丰及观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敌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镇如任邱保定河间沧州却都没有攻下，看样只有先声夺人的姿态，没有与北宋作生死斗的决心。况且指挥作战的萧挞凛又阵亡，则和议已是求之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