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端在蚕疆土，很少大规模的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只是这些落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着少数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扰。两史都说各藩镇本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合于一上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之所在。

我们从各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自奚，二家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现。朱此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是战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细耕作，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草，又将牲畜驮载重，其必至驽下。可是九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多天下”其匹之现为“群”庐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８２１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一万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节度使朱克也称一万匹羊十万，虽说后者未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各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除游牧之外，也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现一个有竞争的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替之中发生的一特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