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节度使也是一个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洽才有功效。简而言之，这是一需要组织重，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结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愿意牺牲局。在这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职位互相转让互相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组织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仙客都在边区表现才，回到长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张守圭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饰，反叙战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署，先要满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可以看作这两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

长安的政府也早悉这中间的蹊跷。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遥领”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只是这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释内在的冲突。至于“蕃将”则不是问题的重心。他们的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织格不相。以外国人任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仙芝为丽人，李光弼为契丹人，哥舒翰为突厥人，并没有因此滋事。

至于安史之经过七年多，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容士兵掠夺，一经开始，也不可能由级的意旨结束。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纪述，我们也可以想像安庆绪著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之杀安庆绪，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仕杀史朝义不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军的组织中必包着多少的矛盾。这也和李唐皇朝内黑幕相似。肃宗作太时，就受玄宗猜忌。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迎太上皇还都，但是后来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迁太上皇于西内。《新唐书》的“宦者列传”即说“玄宗以迁崩”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几乎同时去世，相去只十二日。这还不算，代宗李预之即位也要杀张皇后除宦官李辅国。此类事情既重叠不断的发生，我们也不能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须指中国传统政治，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而只有起极端，甚至亲属也成世仇。

我们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安禄山的叛变，表面是被剿灭，实际上是两败俱伤。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绪，东南的资，至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而永远无法实现。安禄山叛变的据地，有如《新唐书》所说：“付授叛将，护养孽萌”“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有了这段事实，再加上以后五百余年的历史纪录，我们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不仅是当日“九重城阙烟尘生”而是随着这次事变呈现了一串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后方，有如裴耀卿对玄宗所说：“江南多，而无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国防组织，则因为战的需要，光是“密耕作”不能保证其供应，而必须“广泛农业”也就是要包畜牧。因其范围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数民族作为组织上主要成分之一。这两制，是否能够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枢掌握？而这同一的中枢是否即以儒家思想为主组成？“大历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历史的重心所在则是解答这一类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