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经理能手。他在７４１年任陆转运使，于是修改，在长安城外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将江淮南海一带产分别陈列，驾船则大笠芒屡，妇女则鲜服靓妆，又歌唱助兴，俨如现代之商业展览会。只是这样一来，他造成了一个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组织，在现存政治系之外，也将既有的会计制度得文不对题，所输的资则一般为消费品。

这还不算，传统作史者所指摘“剥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杨慎矜和王拱。杨慎矜是隋炀帝的玄孙，他于７３８年以侍御史知太府纳。他认为各地方政府缴纳的实常有渍伤破，不如“轻赉”即是改折珍贵量少的品纳。即是剥下益上，则其折算价格只利于长安，而不利于纳的地方。而且资既由常用实改为珍贵品，实际已将政府之收在预算内改作阙消耗和赏赐大臣近戚之用。王拱于７５0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领二十余使。他也继续杨慎矜的办法，并且某项赋税已经被蠲，他又独断的征取脚费，结果他在长安控制了大量的资。唐制虽内妃嫔也有官阶，她们的脂粉费也同于薪，经过王拱的经理“岁钱万”“供天私帑”就不再经过政府过目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则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通既为政府垄断，币制也未上轨，各发生“钱荒”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律则更谈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由于这商业真空状态之所致。所以他们都要在长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即有十九个“劝农判官”巡行各地，韦的“纲典船夫”也牵扯到纠纷里面，王拱既兼各项“采访使”“役使”“和市和籴使”和“黜陟使”实际已并司法立法行政政权于一，等于刻下西方所谓“经济沙皇”（但是欧的经济沙皇只到一时一事）。所以他衙门内“文书丛委，吏争示署一字，累数日不得者”他们既另制造系，凡事靠己意决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则必与一般官僚冲突。

在玄宗后期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的为李林甫，此人被称为“腹剑”只是他作事照条理又顺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书令和左右仆都是宰相，原来有委员会的形态。但是李林甫以右相总权，有垄断朝政的趋势。于是在公私上下之间和诸人发生嫌隙。当玄宗连荒亡之际，朝中产生了无数离奇的案件，涉及术士、私婢、外戚、边将，更因韦牵涉到太，有立太而摈弃玄宗之意，引起太与韦妃离婚以明心迹。因杨慎矜则提到有恢复隋朝的谋。结果则除宇文早死之外，韦被谪而在放的地方被杀。杨慎矜和他兄弟都赐死，王拱也因为他兄弟造反而赐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后牵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与诸人冲突，却不能重新创造一官僚集团的系。唐朝的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的支持一以皇室为主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源却无合理征集分的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玄宗有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长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邸第田园硐尽上品”《新唐书》也说他“车衣服侈靡”又“养君”使“主德衷”更把他列“臣列传”可算是尽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却始终没有指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技术问题：此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与应付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准的环境内使国家展到小康。一至人文发达，经济突破某限度，则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而且“聚敛”之所得也确是胡费，珠玉撒固然是夸大，但是据说女多至四万也是骇人听闻。